《女神》与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之比较

郭沫若的《女神》是诗人主体精神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完美统一，并成为开一代诗风的典范。从不同的角度用《女神》同中外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潮进行比较，将会更为生动、更为鲜明地表现《女神》的时代意义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科学知识对《女神》的影响

《女神》中大部分诗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研究《女神》,人们一定要把它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联系起来,这诚然很有必要。因为郭沫若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女神》就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但还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应忽视的,就是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那个时候,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虽然他已知道自己两耳重听,不可能行医,虽然他也已决定走文艺的路,但他毕竟还是天天在接触医学知识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学过不少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可以说,他一     

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女神》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杰出歌手,早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就喷涌着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磅礴诗情。关于《女神》的创新价值,“开一代诗风”之说简洁而概括,不存在什么异议。但笔者认为,本诗集主题的“开一代诗风”,突出表现在率先歌唱社会主义。正像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     

郭沫若建国前的诗论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以狂飚突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唱出了“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最强音,从而为我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女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孕育的结果,又是诗人独具个性的诗论的产物。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作家一定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样,任何诗篇,也都是在诗人一定的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产物。个性解放和泛神论是郭     

试论《女神》雄放诗风的美学特征

郭沫若的《女神》以雄浑豪放为基调,这一点为评论界所公认。不过,以往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具体剖析《女神》的诗风时大多着眼于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立论。比如有的论者指出:由于《女神》充满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饱和着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炽热而深厚的感情“发为雄声”,自然便形成了其风格的雄放。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却也有需要补充之处。众所周知,作品的风格,乃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艺术个性。因而一部作品风格的形成,既有其内容上的因素,相应的也有其形式     

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郭沫若《女神》综论

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诗人强大的创造力和浪漫主义的个性。郭沫若高出同时代诗人的地方,是他在“绝端的自由”的诗形中贯注了真正的诗情,坚持了他情感一元论的诗学观点。他的狂放的诗风主要与惠特曼有关,他的泛神论具有时代的内容,《女神》不是那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品,它是新诗源头的一座丰碑。     

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修订及其释义

《凤凰涅槃》作为收入诗集《女神》的一首白话新诗，它鲜明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不乏困惑的理想主义、革新精神和自我精神，同时也极好的融合中国古典的传统和西洋现代主义精神。郭沫若对该诗持续的修改表明了时代思潮的更替、诗人思想情感的变幻，以及诗歌形式的完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创造的一个跨文化(诗意)新词。     

郭沫若与惠特曼诗的比较

郭沫若的诗采取自由体,浪漫奔放,具有突出的自我形象和鲜明的时代印记,从主题、诗句结构、词汇特征等方面,都不难看出惠特曼对他的影响。惠特曼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路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     

论郭沫若诗剧的创作特征

郭沫若的诗剧创作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破坏一切、创造一切、追求个性解放等.艺术上融合了诗歌和戏剧的特点,达到了诗性和剧性的统一.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

郭沫若早期“诗人的宇宙观”元维社《女神》以完全不同于旧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新诗坛．宣告了完全现代意义新诗的诞主．从而也奠定了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数十年来．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备受人们关注．人们对郭沫若早期思想、艺术观及《女神】从不同侧面进行...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论郭沫若的早期诗作《女神》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子!他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战斗道路,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是以战士和诗人的姿态投入战斗的。他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初诗集就是《女神》。今天,我们重读《女神》,难免会有“风去台空”的惆怅,然而“五四”时代诗     

《女神》与庄楚文化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打上了庄楚文化的烙印。郭沫若少年时代受到道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女神》中,对自然、女性、光明、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与庄楚文化有着不可割弃的联系。《女神》是饱含着作者青春激情、鲜活浓郁的,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命颂歌,庄楚文化是作为作品的深层次意蕴而存在的。     

《女神》的青春性

《女神》散发着扑面的青春气息。她的青春气息源自中华民族逢迎青春的时代气息。《女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四”时期的审美意象。鲁迅意在暴露旧社会的病根，郭沫若心在中华民族“更生”的诗境里。因此，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是“狂人”，郭沫若笔下的艺术形象是《女神》。     

论《女神》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诗的“奠基石”——《女神》,出版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对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评价,可以说在评论家中间已不存在什么分歧。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女神》出版之后的第三年),闻一多先生就曾敏锐而中肯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然而,对于《女神》在民族形式方面的评价,即它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是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当年闻一多先生在高度评价《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他又严格地批评《女神》缺乏民族的色彩。他断言《女神》的“形式十分欧化”,     

审美范畴视域中的《女神》再解读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其代表作与成名作。《女神》甫一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开一代诗风,被广大青年所争相阅读。这部诗集之所以如此受读者欢迎,除了思想上反映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形式上主张"绝端自由"的诗体大解放而外,还由于《女神》蕴涵着丰富的审美范畴——崇高、优美、丑等。不同审美范畴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换使得《女神》中的诗歌充满了艺术的跳跃性,这也是其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神》艺术价值的新认识

几乎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女神》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奠基之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针对“早期白话诗平实而缺乏想象力,冲淡而感情浓度与强度都不足的诗风,显然不能充分反映五四时代精神”而言,仅仅是关于《女神》的思想研究,而没有涉及到关于《女神》艺术价值本身的研究。事实上,《女神》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时代精神”,十分重要的是它彻底地脱离了     

做时代最强音的歌手——回顾郭沫若的创作道路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文艺创作方面始终作为时代最强音的歌手,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推动历史前进。这一点,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是当前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四化服务很需要发扬的一点。早在五四时期,他的诗歌就充满革命的激情,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开一代新的诗风。他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他的诗,宏大而活泼,并不静穆闲适。他的诗是战斗的,表现了勇猛的狂暴的反抗精神。他的诗一出现,就使胡适的《尝试集》一类的新诗相形见细,把它们盖没了。他早期的《女神的再生》,愤怒地谴责了南北军阀混     

论郭沫若诗歌的共时撼心效应

五十年前周扬在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时充满敬意地写道:“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惊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星转斗移,此后的36个春秋,卓越的“文坛慧星”、“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在他的革命、战斗生涯中,始终擂响战鼓,吹响号角,以其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激越诗章,诅咒黑暗,呼唤黎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