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金地藏与九华佛茶

金地藏即金乔觉,九华佛茶源出金僧之手.金地藏不仅带来了茶籽,使种茶在九华山得以发展,而且禅农兼修,对于九华佛茶的品种、制茶、水源、泡制等方面都有贡献.他还同诗人多有交往,集禅宗大师、茶叶大师、诗人为一身,这使九华佛茶负载了一定的文化意义,“禅茶一味”变成了禅、茶、诗一味.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     

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

在封建农奴制经济之上生存着强大的寺院集团。自公元767年建成藏区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有了第一批僧人“七试人”以来,僧人参政,主持、号令一方,寺院操纵藏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已成为藏族社会的突出特点。准确认识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寺院进行有效的改造,才能使其适应藏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弥勒佛楹联趣话

游览佛教寺院,常可以看到一尊袒胸露腹、笑容呵掬的佛像——弥勒佛坐像。弥勒佛俗称大肚罗汉,据民间传说,弥勒佛是根据五代梁朝一位名叫契比的僧人形象而塑造的,相传他极为珍惜粮食,每见五谷掉地便随手拣入随身携带的布袋,用以施舍穷人,故名布袋和尚。由于弥勒佛笑口常开,既慈祥,又有趣,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香客和游人,深得民间喜爱。历代文人雅士纷纷泼墨挥毫,撰写出一副副意味隽永,各有妙趣的楹联装点在各地的古刹寺院之中。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泰山祖珍禅师的茶禅思想

泰山茶文化自唐代就有记载,北方茶文化即肇始于此。以道教占主导信仰的泰山地区,亦蕴含着丰富深厚的茶禅文化资源。清初泰山名刹普照寺的住持祖珍禅师为泰山茶禅文化的承续与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祖珍既是禅宗名派临济宗的著名僧人,在清初文学史上也颇有地位,著有《石堂文集》。他＂援儒入佛＂的思想为＂茶禅一味＂的诗文创作与实践提供了深刻系统的思想基础,而他为数众多的茶诗不但集中反映其茶禅思想,也代表了其诗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弘扬禅茶文化,促进国际禅茶文化交流

佛文化中凝炼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品茶提供了"禅茶一味、身心共修"的哲学思想,提高深化了品茶的思想内涵.佛教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高度,使茶文化更具神韵.我国佛教在本土弘扬禅茶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禅茶文化交流.     

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关系探析

关于佛教相关的记文，如僧人的塔铭、著作序言，寺院的记文、碑刻等，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能够有效地呈现出僧人群体的社会网络和关系。在南宋时期，随着杭州政治地位的转变，对于佛教相关记文的书写，亦呈现出特殊的僧士互动关系。一方面，僧人在请记的对象上，更为依赖士人官僚群体；另一方面，士人在记文书写的过程中，则表现出居于“儒家立场”的态度，有时甚至直接将其作为说教儒学的工具。这主要是受南宋时期的儒佛关系、理学的发展，以及杭州政治地位转变下的阶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     

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

本文对王维的佛理诗进行了爬梳，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纯粹的宣讲佛理为其主要特征，内容涉及到佛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及修习方式等等。另一类，则是通过对寺院的游赏、与僧人的往还等来表述他自己对佛理感悟之一得。前一类诗，因其纯粹言理，诗只是作为宗教理念之载体而存在；后一类诗，因加入了自然风物的描写，文学意味与宗教理念相联相融，更具一种风神。同时，本文还指出，前一类诗上承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佛理诗；后一类诗则承接谢灵运之山水诗、承继之迹，历历可见，在这种承继当中，王维佛理诗又有其变化。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弘法护教活动。从缘起、经过、献瑞、僧人四个方面考证和讨论了这次活动,特别是从《续高僧传》中发现了隋文帝第三次分舍利的诏书,从献瑞中分析了隋代舍利石函上的佛教造像题材。笔者认为隋文帝分舍利建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曾被周武帝灭佛而废毁了的寺院与佛塔的目的等。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藏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寺院僧侣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寺院茶会。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茶俗,可以充分挖掘蕴涵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苯教和藏传佛教之关系概说

藏传佛教和苯教从形式到内容存在着很多相同之处,寺院建筑、僧人服饰、经文内容、法器应用、仪式仪轨大同小异.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转经的方向相反,苯教是逆时针,而佛教是顺时针而已.那么佛苯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区别呢?笔者围绕苯教对佛教的认同,佛教对苯教的态度,以及苯教与藏传佛教诸教派之间的关系,认为原始的司巴苯教与佛教没有多大关系,而雍仲苯教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拉卜楞寺院的宗教舞蹈钦木

拉卜楞寺院的宗教舞蹈钦木伦珠旺姆“钦木”作为寺院宗教法事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诵经、放生及晒佛诸项共同组成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五彩纷呈的宗教文化。本文仅就拉卜楞寺钦木作一粗浅探讨。一、“钦木”的历史渊源钦木，意为“跳”，与之意义相近的是“卓”（...     

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

由于受历史等因素影响,西夏和吐蕃关系密切,党项人在内迁前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有自己的僧人,党项与吐蕃僧人时常交往。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加紧对外扩张,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对河西实行近百年的统治,吐蕃崇佛政策对本民族和役属部落都有很大影响,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受朗达玛灭佛影响,佛教在藏区沉寂了近百年时间,但在河西地区依然兴盛,毁佛事件未波及到此地。10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起,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不同教派陆续形成。这时内迁党项部族也日益强大,11世纪初建立西夏国,双方僧人、佛事交流频繁,西夏境内有大量不同教派吐蕃僧人活动。西夏效仿中原和吐蕃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任帝师、国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译释和校勘等工作,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都有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