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论市民社会对民主的影响及其机制构建

市民社会独立地位的确立,使得对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成为一种社会理念。就此而言,市民社会与民主密不可分。在限制国家权力、尊重个人权利、保障个人自由等方面,市民社会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同时,市民社会体现了民主,并作用于民主化进程。     

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求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之匹配,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在市民社会中生成,是市民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市民社会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关系模式完全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模式的支撑,而存在于社会资本中的公共精神也成为了市民社会中的必备精神.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复兴市民社会:理论言说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等诸多民主社会的危机.发端于托克维尔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针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指各种非政治制度(包括家庭、教堂、邻里、公民团体及各种志愿社团)所置身的那个社会部门,其特点是,这些社团通常都是自愿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合作、信任、妥协、忠诚等公民美德,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不过,市民社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以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界定社会权力的概念

社会权力是相对于国家和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社会-个人三元架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     

社会资本与中国市民社会构建

市民社会的发育需要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 ,市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之间相互支持。对于社会资本缺乏的中国来说 ,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只能是在政府的干预、扶持和引导下进行。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现实的经验证明 ,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创造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关键是政府能够提供怎样的制度性安排     

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与中国政治发展

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我国而言,政治国家以外的市民社会应是社会领域的全部,包括城市和农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要想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改变现有的农村落后的政治与经济现状,其中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促进我国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论我国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改革战略

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必须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改革战略可拟定为:制约与监督并行,健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一元与多体协调,强化人大作用;内部与外部衔接,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网络;刚性与柔性结合,规范权力制约与监督手段;纵向与横向并重,兼顾一统整合与地方自主.     

市民社会与我国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求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在其分化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社会整合机制缺失等非合理性的因素,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金字塔型。而一个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非合理化因素,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只能是自觉的、政府主导的和合作性的。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农村民间组织与村民自治的共生与互动——基于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比照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无论是对中国城市地区发展,还是对农村社会转型,都不乏启迪.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出市民社会的诸多特征并彰显了自身特色.农村民间组织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探讨农村问题,可为农村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拓展市民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从价值层面论证社会权力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社会权力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它不仅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之间监督制约的不足,发挥着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实施,有助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因此,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以权利制约权力：一种对公共舆论监督的法理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各种权力制约模式的考察,认为公共舆论监督是一种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模式。同时,通过法理学视角的审视,对权利与权力的内涵,及权利遭遇的尴尬困境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提出了在结合中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舆论监督法》的主张。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给国家神话"去魅"的极其重要的规范性范畴,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始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学说的扬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他精辟分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以及两者的实质统一性。马克思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指出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内在勾连。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