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昭王铜器新探

昭王铜器至今仍是西周早期铜器断代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拟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籍以器形、纹饰等诸多要素,特别从金文字形书体的角度在已确定的标准器中选取富于变化的高频单字对年代争议颇大的铜器重新梳理并审视西周早期特别是昭王时期铜器的时代特征,并强调西周铜器断代中器形、纹饰、铭文三要素形态演变的价值和意义。     

西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关于西周中期这段历史,《史记》中记叙简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共王以后,除了承继关系外,别无史实可记。 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共懿孝夷”这一西周王位顺次,历来均无疑义。不知司马迁所据何本,将“共孝懿夷”记为“共懿孝夷”。近年来,众多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出土,铭文所记人名、历日都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的误记应当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周懿王的始年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及古书说"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判断周懿王日食应发生在公元前953年3月19日,此年即懿王元年。恭王元年、孝王元年、夷王元年应分别为前982、前920、前912年,故对这段金文历谱重新排列。此外,关于周朝总年数及小盂鼎的年历问题均有所补正。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邹县所出“取子”钺剩义

邹县所出取子钺,据形制和纹饰,可知其晚于西周早期;经铭文字体和金文辞例分析,可断定此器时代为春秋早期。与春秋早、晚期邾国国君铜器铭文对比,"取子"定非邾国国君之称,而是另一高级贵族。     

昭王在位年数考

昭王在位年数考张闻玉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周初期各王在位年数：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穆王五十五年，均于史籍彝铭有征。《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也于史有据。唯昭王在位年数，多有异说。今愿献一得之愚，就昭王...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铜器断代研究

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探讨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研究及其断代应用的可行性。提出可以利用类型学原理,结合商周金文字形书体自身特点,依据标准器铭的文字形态,重点选取一批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频率较高,文字形体结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或者偏旁结构较为复杂的单字,先分类、后分期,以此厘清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发展规律和进程。此研究不仅是出于古文字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西周铜器断代体系的完善。     

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其意义十分重大.既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意义,又有追溯华夏文明源头的学术意义.它的启动,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起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西周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没有西周年代,就谈不到夏商.断代工程对西周年代有着特殊的要求,必须提出准确的纪年.即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西周十三王(含共和行政)的在位年数与年代,都必须明确,不容含糊.     

武王在位年数考──兼说文王受命及武王是否改元

考定武王在位的年数,是断定西周年代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恰是在此关键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也最分歧。即据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五百年历日检索表》所附《西周各王在位年数对照资料》所列,就有2年说（刘启益、张汝舟）、三年说（丁山、陈梦家、叶慈、章鸿别、马承源、周法高、荣孟源及［日］新城新藏）、4年说（劳干）、5年说（黎东方）、6年说（［日〕水野清一）、7年说（吴其昌、董作宾）及17年说（汤有恩）。另外,还有12年说（张闻玉）①、14年说（夏含夷）等。各家之观点,无疑都应该是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而得出的。所据信的文…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