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关于美的本体论和生成论思想

朱熹是徽州理学美学的开山祖师,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探索美的本体和生成,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美学体系.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问题,朱熹从其理学的角度出发,成功地回答了“美何以存在”和“美如何存在”的命题,建立了自己的审美本体论和审美生成论的思想,完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从“道体论”向“体道论”的转变,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格物与涵泳--论朱熹思想对中国美学的意义

中国美学之气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先秦到康末司空图的道体论阶段,二是宋以后的体道论阶段,朱熹恰恰处在这两个阶段的结合点上。他的“格物”范畴为道体论向体道论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为从形而下的“物”中把握形而上的“道”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而使得“物”成为中国美学关注的核心之一。他的“涵泳”范畴奠定了宋以后审美认识论的基本内涵,把道体论落到了实处,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生命性。     

江山态度，风月情怀——白玉蟾美学思想研究

作为南宗第五祖的白玉蟾,在长期的云游修道生涯中,他将自身修炼与审视秀丽的山川结合起来,体验自己内心神秘的道教审美感受。这种感受蕴涵着丰富的道教美学思想,涉及道教审美人格理想、审美心理、自然审美论、道教伦理美学和道教文艺美学等方面。他将道家的这种主观性与其宗教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以“求道”为乐的美感判断准则。以求道成仙为乐,在乐中获得审美体验,白玉蟾正是这种强调主观美感论的倡导者。白玉蟾的美学思想成就使其成为宋代道教美学的大家,代表了宋代道教美学思想的高峰。     

朱熹审美阅读的主体论:“涤肠宽胸”说

中国的审美主体性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人性的觉醒和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崛起,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自觉运动,中国审美心胸论是美学主体性的重要表征。宋代的美学家朱熹继承了中国古代儒、道、法诸家的哲学主体论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审美心胸理论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于审美阅读的实践中,提出"涤肠宽胸"的审美主体论思想,要求审美主体在审美阅读时消除自己的"私意"和前人的"成见",从而得到一种宽胸从容的心态,方可使审美鉴赏得以形成,并在哲学上阐释其根源,强调审美主体的心胸对于审美阅读的重要性。     

论朱熹的美学思想

朱熹是南宋最有成就的美学思想家,其美学思想具有丰富内容和深邃内涵,涉及审美本体论、自然山水审美论、人格美学论、审美方法论等方面,既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有纯美学的因子;既以理学视域观照对象,又以主体心境同化对象;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他在宋代以至于整个中国美学史上富于代表性和典型性,具有崇高的地位。     

论张祥龙美学观对现象学的接受

为了实现现象学方法的美学开展、接续并发展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张祥龙在深入接受现象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观。其“美感论”中的“美感体验论”接受了胡塞尔的“直观”说和海德格尔的“体验”说,“美感居中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视域构成”思想;其“审美对象论”接受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思想。张祥龙对现象学思想的接受具有准确深入、中西会通的特点,其接受意义有二：就目的言,他通过接受现象学思想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美学理论,又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就方法言,他的接受与建构实践为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示范。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谈宋代文人画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绘画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绘画艺术及其绘画美学都很繁荣,宋代的绘画美学思想实际上是新旧绘画美学思想交替、融合的时代。画派之间的斗争极其频繁,其中文人士大夫画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绘画群体,由最初向院体画家发起论争到宋代末在画坛上占主导地位,他们的绘画美学思想改变了宋代院体画家们的审美思想、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标准等。文人画从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而且对后世的文人画与文人画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净明忠孝道的美学思想

净明忠孝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派，其思想中大量的理学化倾向，也反映在其美学 思想中。将净明忠孝道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得出净明忠孝道 的美学思想有以下四点：“净”、“明”的审美心态论，“忠”、“孝”的审美核心论，“ 正”、“敬”的审美实践论，“阴”、“阳”的审美辩证论。     

谈宋代文人画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绘画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绘画艺术及其绘画美学都很繁荣,宋代的绘画美学思想实际上是新旧绘画美学思想交替、融合的时代.画派之间的斗争极其频繁,其中文人士大夫画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绘画群体,由最初向院体画家发起论争到宋代末在画坛上占主导地位,他们的绘画美学思想改变了宋代院体画家们的审美思想、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标准等.文人画从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而且对后世的文人画与文人画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庄子审美欣赏论

庄子学说本意不在论审美欣赏,而更多的是政治哲学,但其包含的智慧是丰富而普遍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对艺术美、自然美的欣赏理论和思想。庄子认为,审美欣赏的本体源于“道”,审美欣赏的主体是体道者,审美欣赏的本质是体道之人对“道”之美的世界自然之情的投注,与“道”之美的境界相融与契合,因而庄子对审美欣赏特点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独特性。庄子关于审美欣赏的理论是“道”之哲学向美学的生发和演化。这种美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寻求美、提升生命的质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很有启示。     

严羽《沧浪诗话》美学思想初探

宋代诗学专著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以“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突出体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     

论“孔颜之乐”及其美学意义

关于“孔颜之乐”,仅仅运用精神对于物质的超越关系进行解释,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基于心灵调适而来的精神愉悦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二程、朱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否定了“乐道”说并进而提出了“乐‘只去自家身上讨’”的正面主张。从这一主张来看,孔颜之乐是人生“元自有个乐”的本体和“且就实处做工夫”的工夫的统一。如此理解的孔颜之乐,建基于宋代理学彰显的儒学“万物一体”世界观。“万物一体”的恰当内涵在于它的本体意义,而非境界意义。孔颜之乐与“万物一体”世界观的耦合关系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说明：一是二程、朱熹对于颜子之乐与曾点之乐所进行的自觉和到位的区分;二是孔颜之乐的话题兴起与儒学的世界观建构在宋代的历史同步。如果把孔颜之乐作为儒学“万物一体”世界观的意义表征的话,那么,它的美学意义在于表明,审美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主观性的精神生活,也是每一个人本体性的在世状态,后者可以概括为“人生本体即是一乐”或“人生即审美”的命题。如此理解孔颜之乐的美学内涵,既可以使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走出境界论的主流思维,也可以接应西方美学从柏拉图主义美学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变。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以老庄为宗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是万物之源,对道的认识在于“观道”和“体道”。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而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并将“自然”或“素朴”视为审美标准之一。     

顾恺之“传神论”美学思想探析

顾恺之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传神论”的绘画美学理论家。“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创作方法。从“传神论”的哲学源头入手，讨论各家思想对其画论的影响，论述“传神写照”这一理论中“神”的内涵，重点从审美体验来论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概念，从而加深对顾恺之绘画理论的理解。     

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的审美观照

海登·怀特的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是在弗莱故事原型理论、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与尼采审美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海登·怀特的四种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分别突出了喜剧妥协论、悲剧的“融合”趋势、浪漫剧的“救赎”主题和讽刺剧的“反救赎”主题,阐释了历史文本中的快乐体验、忧郁体验、悲壮体验和挫败体验。他将这一理论用于研究十九世纪欧洲经典史学著作,是对经典历史文本的审美阐释、对历史“瞬间美”的挖掘和对改造历史的审美尝试,彰显了现代审美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     

论老子“道法自然”说的美学内涵及意义

老子的美学观点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有着直接的联系。“道”是老子以自然之美为核心内容的美学思想的出发点。老子的美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然美学思想和自然审美观。老子的“道法自然”说体现了他的审美观念、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审美情趣、审美方式和审美目的，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开端。     

宋代植物审美中的草木精神与天地气象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中,植物审美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宋代,受理学思想影响,植物审美成为连接与体悟天人关系的重要通道,物性、我性与道性的相互开显与生成构成宋代植物审美的主要特色。正是在这一理论维度之下,观物与返性成为宋代植物审美的两端,岁寒之美成为最具宋代植物审美特色的流行风尚,澄治之功强调对植物的审美观照具有移情养性的功能,性理之趣重在探究植物审美中的理学意趣,天地气象则呈现出植物审美中物性、我性与道性三者相互彰显和共同生成的理想境界,由此体现出宋代植物审美的独特面貌和理学精神。可以说,宋代植物审美从根本上阐明了广大精微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对当前重建人与自然本性、人与精神本性的内在连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