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乔觉对中国佛教地藏信仰形成的影响

新罗王族金乔觉到中国九华山持戒、忍辱、精进地修行佛法,被认为是地藏菩萨的应化身,推动了中国地藏信仰的普及。地藏菩萨对广大民众世间和出世间的双重拯救深受中国信徒的推崇。地藏信仰以九华山为中心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内容,是韩国佛教对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重要贡献。     

地藏菩萨及其信仰传入中国时代考

在地藏菩萨及其信仰传入中国的时代问题上,学界存在较多争议。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考察,可以发现:由地藏菩萨发展出地藏信仰,经历很长时间,二者的传入并不是同时的。早在三国时期,地藏菩萨的名号可能已经传入中国,最早提到地藏菩萨的经典应是曹魏安法贤所译《罗摩伽经》,该经为《华严经.入法界品》的早期译本。而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传入相对较晚。今《大正藏》中所收《金刚三昧经》虽有宣扬地藏信仰的内容,但它并不是四世纪中叶已被著录的同名经典,而是出自初唐人的伪托。因此,翻译于北齐天保九年(558)的《须弥藏经》应算是中土有确切翻译时间的最早宣扬地藏信仰的经典,虽然《大方广十轮经》的传入时代可能更早一些。     

九华山佛教诗歌及其独特价值

统一新罗王子金乔觉于唐代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栖止于九华山修行,当地百姓为其集资建化城寺,金乔觉于此潜心苦修,宣扬佛法,直到圆寂,后被中国人称为地藏菩萨。九华山因此成为我国四大佛教道场之一,后世文人墨客如李白、王十朋,诗僧泠然、宗杲等创作了一些寺景诗、禅意诗、僧事诗、赞颂诗。通过对这些诗歌的研究,不但能够体会到清空、安宁的诗歌审美效果,也因为金乔觉的“在场”,使人能够通过对金乔觉的联想,更加感受到九华山佛教诗歌的亲切感人,从而认识佛理、思考人生,提升精神境界。     

论皖江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的变迁

皖江佛教文化肇始于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肇始阶段的皖江佛教初无派别属性,继则禅净并传。隋唐以后,皖江地区先后形成了两大佛教文化中心,且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形成于隋唐时期的以司空山、天柱山等"皖山"地区为基地的佛教文化中心以禅宗文化为特质;形成于明清时期的以九华山为基地的佛教文化中心以地藏信仰、禅净合流和三教交融为特质。从发生学上说,皖江佛教是地域性的;从文化学上说,皖江佛教又是超地域的。     

论九华山佛教文化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九华山佛教文化的核心是地藏信仰,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当地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九华山佛教文化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要的原因分析。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佛与茶

生在茶区,喜欢喝茶,理所当然。把喝茶上升为品茶,确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漫长。在此过程中,品者学会了等待,学会了与茶的交谈,性情由躁而温而静,有如茶由浓而淡。茶与禅的结合是生活与理想的交融。如果非生莲花佛国,可能不会关注茶与佛的内涵。     

重庆南川金佛山与“古佛应迹”

重庆金佛山是通往贵州必经之路的一座高山,这里早在宋代就已是佛教道场,明代以后金佛山的佛教发展鼎盛,全山上下有几十座寺院,并被称为"川东第一山",是明清时期西南佛教的著名"古佛道场"。本文讨论了金佛山古佛道场的定义,认为该山除了人为地定为"古佛道场"之外,还与全山的山形走势有关,但对佛教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山与心的合一,金佛在佛界的地位最高,所以金佛山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山。     

知情意行:文殊、观音、地藏、普贤关系初探

文殊、观音、地藏、普贤是我国著名的四大菩萨。四大菩萨中,文殊主智,观音主悲,地藏主愿,普贤主行。文殊所表征的"智"属于心理学所讲的"知";观音所表征的"悲"属于心理学所讲的"情";地藏所表征的"愿"属于心理学所说的"意",普贤菩萨所表征的"行"属于心理学所说的"行"。因此,用"知情意行"来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简洁恰当。     

《地藏菩萨本愿经》综考

《地藏菩萨本愿经》在两宋时期已经相当流行。该经产生时代的上限大致在后晋天福年间(936-944);而其下限,应是在公元974年。该经为中土伪经的性质是确凿无疑的。其编撰人应是有着相当丰富的佛学知识并崇信地藏者。如果传本中将法灯作为翻译者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话,那么五代宋初金陵清凉的法灯禅师有很大的嫌疑,而《地藏菩萨像灵验记》的撰集者常谨的嫌疑更大。     

浅析朱舜水的反佛思想

朱舜水受明末清初理学清算浪潮的激荡,对形上思辨学风批判不遗余力,对佛释更是痛加针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舜水文集》中又有反对攻击佛教的言论,这其中原因何在呢?而更让人不解的是朱舜水自己对佛释有所取用,但却对某些宋明理学家的杂佛批评有加,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探讨朱舜水反佛思想矛盾的原因是很必要的。     

佛道文化体验与瞿秋白文艺思想

佛道教文化体验在瞿秋白人生的多个阶段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思想历时性地形塑着他的文艺思想,除了体现在瞿秋白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马列主义思想的诠释、对文艺大众化的体会与定位之外,还包括对自我形象建构和对文艺趣味的措置。道家文化对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文学趣味的留存;道家文化的朴素美,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亦有所支撑。总之,佛道教文化体验,深刻影响了瞿秋白文艺思想的若干品格。     

《佛所行赞》与佛传文学

《佛所行赞》是印度古代诗人马鸣创作的一部长篇叙事诗,主要描写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作为佛传文学的代表,其佛陀形象的塑造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化及诗人自我人格的渗透,在佛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部大诗,作品在选材剪裁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维诗佛辩

在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历史上 ,王维以“诗佛”著称。认为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尽管王维以禅入诗 ,开拓了山水田园诗的表现领域 ,打造出山水田园诗空明净逸的境界 ,但王维一生不离官场 ,执着现实 ;又由于王维人格上的矛盾 (即在自我理想与龌龊的现实之间动摇、徘徊 ) ,造成王维诗歌思想上的不纯粹、艺术上的不混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人事轻学问的观念是形成王维人格上矛盾的重要原因 ;而王维崇高地位的形成 ,又与中国哲学的贫困导致的对哲学的渴求的人文心理有关。     

内地藏生英语口语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以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为例

从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出发,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西藏部小教大专班英语方向的180名学生英语口语的学习动机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藏生学习英语口语的内在动机明显不足。笔者采取相应教学策略进行实验。半年之后再次调查,发现内地藏生的英语口语学习动机明显增强。     

清代词学与佛义禅理

以佛义禅理论词是清代词学的特殊现象。明代以前,佛家对词体持排斥态度。清代词学家借禅宗表现新的词学观念,用禅宗范畴对一些词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或借禅境喻词境,另辟蹊径以探寻古今词人词作的艺术意蕴。佛义禅理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

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