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精髓

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不可脱离的密切联系.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政治文明体系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精髓的东西,这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说首先要承认不同(差异),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和谐"是目的,但"和谐"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谐".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从而也就成为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精髓.     

试释甲骨文的北方风名——兼说甲骨文的"(采廾)"字

甲骨文的北方风名之字当释为"卷",读为"寒".<花东>卜辞的从"(采廾)"从"豕"之字当释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猪;从"(采廾)"从"兕"之字,亦当读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兕.甲骨刻辞中作为人名、地名或族名的"(采廾)",当即<说文>的"(阝卷)",地在山西安邑境内,今山西夏县一带.作动词的"(采廾)"字,可读为"遮阑"之"阑".     

卢梭与中国哲学

卢梭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激烈的批评,但其实却是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受中国哲学影响最深的人。他所理解的"真正的哲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良知先于理性,主张返求诸己,明显具有孟子、陆王心学的特征;二是自然优于文明,主张返璞归真,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特征;三是"努斯"高于"逻各斯",表现为诉诸情感的自然神论信仰,以及既把人性本善作为其"公共意志"论的理论基石,又讲"圣人神道设教"的"代神明立言",亦具有某些中国哲学的特点。在20世纪的"启蒙反思"中,斯宾格勒批评卢梭毫不理解天地间的真"生命"(life)和大"气运"(destiny),是只知运用"冷静的头脑"而空谈抽象理想的"脱根"(uprooted)之人,未免不着边际。     

性灵之真与理性之真的融合--钗、黛和好及其文化意义

根据<红楼梦>文本,分析了宝钗、黛玉都是真诚的少女,黛玉表现为"以直为诚"(性灵之真),宝钗表现为"以曲为诚"(理性之真),虽有矛盾,但非对立,虽有误会,更多融合.这是曹雪芹对多姿多彩的人生的肯定:性格尽管差异很大,只要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不仅能化解矛盾,而且可以成为知己.<红楼梦>描写钗、黛交好,寄托了作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试论"五四"戏剧的现代意识

1 严格地说,"五四"戏剧(指1919-1927年间的剧作)并不成熟.它在"反映现实生活上不及小说广泛深刻,在表达'五四'昂扬激越的革命精神上,不及诗歌充分,在运用白话的娴熟自如上,不及散文突出."但是,假如我们将小说、诗歌、散文比作三位"大哥",那么,戏剧就是它们的"小弟",它们共同属于"五四"新文学大家族.其族徽就是现代意识. "五四"现代意识最核心的内容,即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性的解放.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作为君权的工具而活着.只     

环境法学体系的重构

环境法学体系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运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对我国环境法学理论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对环境法学体系进行重构,将环境法学的基本假设、立法原则以及法律制度放到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内.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包括坚韧的"硬核"(基本假设)、"保护带"(广阔的辅助假说)和"启发法"(解题方法).环境法学的基本假设是环境正义;关于自然的权利问题、动物的权利问题、可持续发展、代际(内)环境正义等的理论是环境法学的"保护带";环境法学的"解题方法"是达致环境正义的进路.     

性灵之真与理性之真的融合

根据<红楼梦>文本,分析了宝钗、黛玉都是真诚的少女,黛玉表现为"以直为诚"(性灵之真),宝钗表现为"以曲为诚"(理性之真),虽有矛盾,但非对立,虽有误会,更多融合.这是曹雪芹对多姿多彩的人生的肯定性格尽管差异很大,只要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不仅能化解矛盾,而且可以成为知己.<红楼梦>描写钗、黛交好,寄托了作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