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典型文化符号

禹被颂为“中华共祖”。“禹”文化符号的诠释与宣传,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大有裨益。学界对“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仍有争议,超越疑古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禹”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存在性已然无比“真实”。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大禹的崇拜与追思,禹庙、禹陵遍布;大禹足迹遍及各地;除治水之功外,大禹功绩还在于打破氏族部落时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建立夏朝,“画为九州”“任土作贡”,为后继者开创了国家形成与发展范式;大禹改造自然的哲学智慧以及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安邦救民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价值丰碑。“禹”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磅礴精神力量。     

建构与共享：中国节日题材绘本的中华文化符号探赜

文化符号是传递信息、凸出主题、达成共识的重要介质和载体。中国节日题材绘本从传统文化节日中汲取资源,运用绘本特有的文学叙事功能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国节日题材绘本在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运用中华文化符号突出“有形”之美、呈现中华文化符号力图“有感”于美,令读者在阅读中实现“有效”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价值,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形有感有效”载体。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表达

象征互动以“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符号表达模式，涵括思想、观念、情感在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的象征展示，指向了符号化导引“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化—外化”的情感性链接、利益性联结、价值性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内蕴共同体的归属、团结、凝聚意识，阐释符号互动的根基性形构、强化性维系、建构性升华，形成与共同体归属、团结、凝聚意识的互动，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利益、价值实践。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对此,需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及标准、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划定原则包括：分类识别与分层操作、兼顾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与外部的参照性、明确同一性具有历时性和多样性、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依据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主要类型包括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艺术类和生活类;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同一性的“本体论”维度和外部参照系的“超越论”维度出发,提出了各类型的特点。     

万家灯火 共庆良宵 恩施元宵节习俗初探

<正>正月,即农历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故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元宵节最早起源于汉代,又称“上元节”“元夕”“灯节”,蕴含着阖家团圆、庆贺新春、消灾祛害、求吉纳福等美好寓意,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国传统节日,也是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长期以来,各民族共赏良宵灯会、共庆元宵佳节,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佛教密宗曼荼罗符号话语的谱系学考察

曼荼罗是佛教密宗极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和文化符号。通过对密宗的曼荼罗符号“去自然化”,并从话语分析角度入手,对“曼荼罗”概念进行谱系学考察,分析发现冠以“曼荼罗”事物的命名实际是一种话语实践,一个纠缠着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修辞、知识实践和其他话语形式等的关系网络。论文详细梳理了古印度各种话语实践的“曼荼罗”涵义及指涉物的演变,发现曼荼罗最终被密宗置于整个教义和仪式的中心的成因,与密宗关于真如实相的符号话语和符号策略直接相关。密宗《大日经》《金刚顶经》及其以空海为代表所作的释论注疏等知识话语,在曼荼罗、绝对界（真如实相）、现象界间构成了符号理据关系,三者因类同性成为全像似符号链并彼此等同,曼荼罗就此被建构为真如实相法界。这一建构过程也将现实世界以曼荼罗化和结构化。在此意义上,曼荼罗是密宗盛行地区的地理空间句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元观

中央高层不断强调新时代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我们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探索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发现新路径。本文从三元符号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探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知,指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皮尔士符号三元交融论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对立论,在兼容物感物觉的同时,更强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互相渗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形”“气”“神”缺一不可的观点,也在思想层面上与前涉符号三元观兼和,暗藏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年提出“大化三极”,贯穿“兼和通全”“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对立统一观,也可以归入本文的三元符号观。本文作者认为,利用这样的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新路径。     

论佛教与印度教中的“曼荼罗”文化

“曼荼罗”符号在佛教(尤其是密宗)和印度教中都有“现象”上的同品运用,但符号所具有的所指意义,以及符号组合和内核的能指寓意并不相同.从佛教和印度教的发展历史和教义来看,曼荼罗符号有着交叉点,也存在各自的独立空间,主要体现在象征寓意、宗教思辨及灵修实践、寺院建筑布局等方面.     

民族审美意识的符号系统

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对于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现象,以及它们的许多运动形式,人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借助一定的符号或符号系统表达它们的意义,传递某种信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文化形式(如艺术)、社会行为(如民族交流)都带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符号意义。图象(如绘画)、标志(如声音)、象征(如语言)各自指代它们的特定对象,同时它们自身又是某种符号。符号学的基本宗旨就在闸明“能指”(如玫瑰花——作为符号)与“所指”(玫瑰花所代表的激情——意义)二者之间的对等关系。     

红色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

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衍生意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时期浴血奋战、踔厉奋发的百年非凡实践历程中淬炼出的符号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精神风范、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时代特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传承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有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归属意识、熔铸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团结互助意识、熔铸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书写到关键节点,亟待挖掘诠释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有形、有感、有效地以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浅析马远《水图》的传统符号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影响

中国当代工笔花鸟画摆脱了传统花鸟题材的局限,语言层面强调传统的精神体验而不是枯燥的临摹,传统符号在画家审美重构中重新被认知。本文重点对马远《水图》中“水”的代表性符号进行阐释,当代工笔花鸟画家秦艾、陈小琴将“水”传统符号转化更得理性和观念化,绘画题材和画面图式都有新的创新,作品呈现传统的精神脉络。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奈达的“等效论”与广告翻译的原则

根据广告的功能,广告翻译的最终追求可以界定为劝导效果最优化。据此,广告翻译的基本原则应以奈达的翻译理论“等效论”为指导,大胆创新,力求译出其广告语言符号的“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以达到相似的广告效果。     

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从哪里来?——“炎帝与汉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有学者指出:“炎黄子孙”的提法应主要指汉族,而不能涵盖所有少数民族;应以“中华民族”代替“炎黄子孙”。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子孙”并非指血缘意义的“子子孙孙”,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徒子徒孙”之意;炎黄二帝是人文始祖而非血缘始祖;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偶像,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近期在宝鸡召开的汉民族研究会年会,触及上述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话题——     

新山游神纳入国家非遗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影响

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游神”,从华人民俗成为国家非遗,反映了华人作为当地“华族”的身份被广泛接纳。但是,作为华族身份的符号,游神“上升”为国家文化遗产之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保留华人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如何避免民族文化符号被消解进而损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以及最终削弱游神作为少数民族的抗衡力量等。这一新变化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表现在政府的介入、商业化增强、民族文化色彩减弱、以及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改变等多个方面。新山游神面临的挑战反映出文化传承和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海外华人社群发展的新形势。     

巴蜀符号的巫文化解读与影响

肇自三星堆的“巴蜀符号”主要是由古蜀王国以蜀王为首的巫师集团带领西南族群集体创造的具有巫术意义的符号，反映了西南夷各族群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尤其是与祭祀活动或王权紧密联系的部分符号，彰显出族群独有的心灵世界。巴蜀符号一部分是象形符号，另一部分已演变为抽象的指示符号，有着浓厚的巫术意味。巴蜀符号的形神及书写方式被道教采纳和承袭，通过将其融入道教的文字符或云箓之中，存活于丰富多彩的民间巫术土壤之间，赋予了巴蜀符号新的形式与内涵。     

照进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

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进而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和照进现实的方式,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具体来说,伴随着符号的创制与传播,附着于符号上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进程等被国民持续性地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环。在循环中,共同体意识融于国民的心理结构上,又再生产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公共知识,并将这些记忆和知识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传播和传递,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性地再生、凝聚、强化和铸牢。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举措,这不仅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而且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和平台。特别是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立足我国本土“自塑”国家文化形象提供了实践平台,也为邻国人民“他塑”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增置了认知窗口。面对当前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国家文化形象建构面临的困境,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以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符号为表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品质特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彰显当代中华文化的自信,从而达到对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宏观建构。     

"雍仲"符号文化现象散论

近来，学界对“雍仲”符号的叙述有不少文章论著可资参考。根据笔者所掌握资料，国内对这一符号进行较全面研究、罗列资料较齐的论著当推王克林先生发表于《文博》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的《“”图像符号源流考》一文。除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外，笔者在其他书刊杂志上也翻阅过一些材料，但都没有像王先生这篇文章内容全面，论证严谨。本文结合上述有关材料，尤其是结合反映于藏族文化中的有关这一符号的材料，拟对雍仲符号在藏族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探索。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求得今后对这一符号较为客观真实的探讨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