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河南府进士区域分布研究

经统计,地处豫西的明代河南府进士总数为258人,仅洛阳一县就占126人,表明河南府一州十三县的进士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并在府治洛阳县一地造成明显的地域性人才集聚现象。这种差异化的出现,与当时河南府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教育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在此前提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均为官办学校。以往史学界对明代基层社学的论述总的倾向是社学游离于官学之外,我通过对明代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它对于准确理解《明史》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明代宗族与地方教化——以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为例

山西潞安府仇氏家族在明代曾显赫一时,其家族并无达官显贵,乃以孝义著称于世,仇楫等五兄弟所立的《仇氏家范》、《乡约》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宗族学习的榜样。在规范家族成员活动的同时,仇氏家族还特别关注公众事务,所作的诸多慈善事务为仇氏家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崇高的声誉。到明末时,该家族迅速衰落,可作他人警醒之戒。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也成为普及儒学教化与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肇庆知府王泮仕履考

王泮为万历二年进士,嘉靖进士说讹误。万历八年,王泮任肇庆知府,其后曾多次升迁,于湖广、河南、广东等地任要职。万历二十八年,时任广东左布政使的王泮因弃官事件引发朝廷政争,在极为不利的政治处境中终止了仕途。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史事三题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其常驻地初在广西梧州,后移驻广东肇庆,终迁驻广州.总督府实际常驻肇庆的时间约为1 53年,迂驻肇庆的原因主要涉及嘉靖以后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以及吴桂芳个人情感等因素.肇庆总督府衙的建置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盛而衰的过程.     

明代丽江府署未建城墙试探

丽江府署在明代未建城墙,学术界与民间均持此观点。但对丽江府未建城墙的原因解释不够全面,丽江地理地形和木氏治理策略是明代丽江府未建城墙的重要原因。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论肇庆的博物馆建设与旅游开发

以肇庆的博物馆为依托,展示肇庆的历史文化风采,进一步综合开发当地的人文旅游资源,这是发展肇庆旅游业的重要途径。因而应该重视博物馆在肇庆旅游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正确处理好博物馆的严肃性与旅游通俗娱乐性、博物馆公益性与旅游服务盈利性之间的关系。     

王竹村曾为曹頫蒙师考——兼论《陈鹏年传》所载“织造幼子”并非曹頫

王竹村是曹寅的诗友,有研究者曾指出"曹寅希望王竹村能把曹頫教育成才",但未能引起重视,本文考察了与王竹村有关的诗作、跋记及《江都县志》,发现王竹村和王允文是同一人,他确实做过曹頫的蒙师;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再进一步推断曹頫"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的起始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春夏之交,宋和《陈鹏年传》所记载的回答康熙皇帝提问的"织造幼子",不是指曹頫,而是指曹颙。     

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以嘉万年间福州府沿海地区为例

明中期以后,随着海洋捕捞业及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域资源成为关系地方生计的重要资源。这一时期,国家在海域控制方面缺席,地方上各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划分、控制海域。在福州府,嘉靖、万历年间沿海势要通过在近海岛屿建立食盐专卖制度,借助官府力量排挤竞争者,控制了近海海域。盐帮设立后,商哨独占渔业资源和海上商道,引起与商帮利益无关的地方士绅的反对。福州府士绅董应举等通过废除盐帮荡平了帮商在海上的影响力,并借官府重整海防之机,取代盐帮控制了近海海域。由此可见,近海地区的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食盐专卖往往是控制海域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具有多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