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语法学

本文回顾了百年以来汉语语法学由传统语法学向结构主义语法学,由结构主义语法学向多元语法理论并存、互补的历史嬗变,评述了各个发展阶段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有创新意义的论著;从语法观、表述体系、分析方法、观念更新等方面审视了世纪之交的语法学的发展走势;展望了下一世纪初叶语法研究的发展前景和所面临的挑战。既有发展态势的勾勒,也有节点、侧面的描述,为认识中国语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社会发展与文化张力——中国古代“恶文化”社会功能刍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其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贺诚与新中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创立

新中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孕育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红军初创阶段对于疾病"着重预防"的思想逐步深化和根据地"预防第一"的工作原则的制定及工作方法的发展而逐步形成.贺诚是我军和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始人,"预防为主"工作方针的倡导者.     

创立中日合作办学“东华—文化”教管新模式

东华大学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联手创立中日合作四年本科学历制教育,实施"3+1"教学模式,培养"日语-服装"复合型的国际化服装专业人才,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取得良好效果,对高等院校服装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和军事

鉴于近年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模式”受到了世人的关注。文章从社会、文化、军事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模式”在社会、文化、军事中的作用以及内涵。     

“中心主义”社会管理模式: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选择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而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对社会管理变革具有强大的规制作用,使社会管理变革产生路径依赖。中西政治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前者以整体性与"中心主义"为取向,后者以个人主义与"非中心主义"为诉求。文化的规制决定了当前中国必须立基于"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构建新型的"中心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基础上,创新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核心领导作用。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以执政党的政策服务为手段,引导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参与社会管理。     

创立社会价值论的思考

社会价值,作为社会对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具有客观性、重要性、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可比性。对社会价值的评价应该坚持公众性和实践性。社会价值论的研究对象包括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及其需要、作为价值客体的社会及其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社会价值论的研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数学系统科学的多种研究方法。     

“地”与中国文化

“地”与中国文化杨逢彬《说文·土部》云：“地，元气初分，轻清扬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这段说解，显然有些牵强而不着边际。笔者以为，许慎对“土”字的说解，才较为接近“地”的本义，详见下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也”字。“也”的古音在支...     

民族舞蹈文化与“社会舞蹈”

民族舞蹈促进了民族间交往、融合以及培养人的身心健康,其资源可以被不同的公众以迥然不同的健身方式使用,这就涉及如何理性地认识民族舞蹈文化。从民族民间舞蹈概念的界定及社会价值、"社会舞蹈"的由来、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传承等方面讨论民间舞蹈问题。     

社会资本——中国“草根民主”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在内的草根民主建设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未能和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资本等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文章在分析中国城乡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所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乡村民主建设必须与基于传统乡村社区互动文化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突破草根民主建设的困局。     

“文化产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作为文化现代化之显态表征的文化产业即文化的产业化,是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与信息为主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传播等活动,其经济价值源自文化价值。文化产业在学理上经历了从一种批判性的概念到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历史文化现象递嬗的过程,但其本质特征依然可概括为包容性、博弈性、创新性、风险性和霸权性五个方面。西方对文化产业的深度反思给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带来深刻启示。中国文化现代化在竭力研发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时候,必须同时发育公益性文化事业。唯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互扶持,互补前行,滥觞于后发外生型社会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才能有实质性进步,我们也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试论中国语法学迟缓产生的原因

就世界语言学史来看,无论是东方的古印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罗马,语法学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都产生得很早,并且成为语言学中的显学。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印度就有体系较完备的《波尼尼语法》;在古希腊,公元前四世纪亚里斯多德就在柏拉图之后进一步研究了词     

文化的社会意义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无论从狭义和广义上来说，都具有引导社会发展，影响社会性质，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意义。文化“软实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社会意义的集中深刻体现。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竞争中，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增强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当前，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对辩证关系。     

“奢侈”变色及社会文化心理反制

近几年来,贬义词“奢侈”出现大量褒义用法,奢侈感情色彩之所以出现变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时尚消费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奢侈褒化受社会文化心理反制,在传统文化和主流社会心理反制下,奢侈的贬义色彩不会消失,将成为集褒贬两种感情色彩于一身的“双色词”。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文化反哺”现象及社会意义探析

"文化反哺"是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积极主动的文化影响的过程,是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可并行相容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当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的领域是全方位的。"文化反哺"现象的形成,既有社会变迁发展的各种客观原因,也有不同代人的主体原因。"文化反哺"现象对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增强代际交流沟通,增进社会融通、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增强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