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丝”的产生及其历时演变

丝的本义为蚕丝。两汉魏晋时期,丝开始虚化为量词,用于表示蚕丝的粗细情况,并从个体量词衍生了度量衡的用法,但在这一时期,丝作为量词的发展过程较为缓慢。唐宋时期,量词丝快速发展,开始用于称量的事物多与自然事物相关的细长状事物。元明清时期,丝用于称量的事物多为抽象事物。民国至近现代时期,量词丝发展最为完备,运用越来越灵活。在丝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通过引申的方式由名词虚化为量词,双音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的历时演变描写

＂个＂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使用频率增加、表量范围扩大、句法功能增加等变化。     

类型学视野下的拷贝型量词历时发展与动因

拷贝型量词产生于殷商一期甲骨，但其发展非常缓慢，到西周早期发展至顶峰后迅速衰落，西周晚期仍可见，东周初期彻底消亡。从类型学视野看，拷贝型量词使用较为普遍，形式多样，其量词性质无可置疑。拷贝型量词促进了汉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但限于语音形式、语义滞留等因素无法进一步语法化，因此，在真正的个体量词产生后，拷贝型量词就完成了其使命而迅速消亡。     

量词“道”的历时演变考察

"道"本义为"道路",但"道"虚化为量词并不是从"道路"本义而来,而是选取了"道路"的作用义,即"通道的作用"作为虚化的理据。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道"虚化为量词时,没有发现用于称量"路"的用法。"道"虚化为量词之初具有较强的动态特征,随着发展演变,这种动态特征越来越微弱,以至于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已经忽略了它的"动态特征",但实际上,这正是"道"与一般的"长条状"形状量词的本质区别。     

汉语量词的认知分析

汉语中,数词和名词之间需要一个特殊的补充成分---量词,数词、量词和名词组成了Num＋CL＋N的结构。量词作为一个特殊的功能性成分在学界受到了普遍关注,对量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探索汉藏语系的特点提供依据,也有助于深入探讨量词语言使用者认知其范畴化过程。本文一方面从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演变来论述汉语中量词的语法化现象;另一方面,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问题。     

古今汉语中关于鱼的量词历时考察

汉语量词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通过对主要汉语语料库的调查发现:汉语中用于称量鱼的量词有:“个、枚、头、尾、条、首、番”7个.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这一组量词与名词鱼的组合搭配.主要分析了这些量词和名词鱼搭配产生的时间、演变过程以及现今搭配格局形成的原因.通过研究发现,鱼的量词的演化有如下两条趋势:“鱼”的量词由不使用量词到与通用量词“枚”、“头”和“个”搭配,再发展到了有与鱼专门搭配的量词“尾”与“条”;称量鱼的量词从与通用量词搭配发展到与形状量词搭配的趋势.     

汉英语个体量词的认知构建

汉英语个体量词存在着不同的结构形式和功能,但存在着相同的认知构建。本文试图从隐喻、转喻以及语法化的认知角度对汉英个体量词的构建进行分析,寻找两种语言的规律。     

试论汉英隐喻性量词、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

文章通过对汉语量词和英语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的描述 ,证实了广义隐喻是语法化的驱使力量。同时 ,对汉语量词和英语单位名词的语法化现象进行分析对比 ,得出了汉语量词的语法化程度远高于英语单位名词的结论     

战国时期秦对六国外交策略的演变

战国时期 ,秦国的外交策略灵活多变 ,孝公、惠王、武王、昭王、秦王政各朝大都能依据当时秦国的国力状况和国际形势确定不同的外交策略。事实说明 ,这些策略无一不切实可行而成效显著 ,它们削弱了敌人 ,壮大了自己 ,大大地加速了秦统一全国的进程     

论“动词＋时量/动量”的句法和语义分析

在句法分析时运用平行分析法和普遍语法的移位理论将＂动词＋时量/动量＂和＂动词＋名量＂进行了比较,在平行分析法中通过介入＂把＂字分析得出两者的不平行,由普遍语法的移位理论分析得出＂动词＋时量/动量＂的变换形式仍为述补结构;语义分析中运用了语义指向和语境理论对＂动词＋时量/动量＂和＂动词＋名量＂进行分析后,发现两者的动词的语义指向有所不同,从而得出＂动词＋时量/动量＂应为述补结构,把＂动词＋时量/动量＂和＂动词＋名量＂放入语境中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动词＋时量/动量＂为述补结构。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由于笔画与笔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书法史、文字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相距甚远:秦简牍书是汉字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它的流变历程直接关系到汉字主流———楷书的形成过程;而小篆更多地是充当探索古文字的一个参照体。     

后稷与先农：秦汉时期国家祭典中的农神内涵及其历史变迁

后稷与先农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神,国家祭典中的农神转变发生在秦汉时期。先秦时期以“后稷”为农神,象征周人的文化远祖,是早期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的结果,目的在于宣示周族王权的正统地位。“先农”本为战国时期的民间农神,为因应“大一统”宗教秩序的诉求,“先农”逐渐与神农、炎帝等古史传说相结合,经过“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等思想的改造,其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大一统”帝制时代国家祀典的农神代表。     

《秦农》期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

《秦农》是在陕西近代历史上特殊时期创刊的农学科技期刊,它的产生有着特殊的社会环境背景而且办刊特色明显,通过对其分析揭示科技期刊的社会作用,对于我国现代期刊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秦半两钱初探

半两钱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由秦国铸造,早期工艺原始,钱币上的文字古朴苍莽,钱体形状、大小不一。秦王朝建立后,中央统一铸币,铸造工艺改进,半两钱钱文规范,钱体规整,制作精好。秦朝后期由于社稷动荡,半两钱出现变小变轻的现象。汉承秦制,西汉早期也铸造过半两钱,但整体风格已无秦半两之霸气,钱体较薄,钱文笔划较平浅。     

秦印与秦陶文

秦印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９０年代西安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与确认,学术界终于认清了秦印的真实面目,建立了秦印的客观标准。秦陶文中有两类抑印陶文,风格特征与目前所建立的秦印标准大不相同,为战国晚期秦到统一秦时期很有特色的两类秦印。第一类为秦兵马俑上不规则的抑印陶文,风格粗犷,应当为用木片或陶片刻划成印后拍印到兵马俑上。第二类为出土秦陶器上的抑印陶文,应当为制陶工人的私印。这两类印为专用印章,它们的确认,丰富了对秦印的认识,扩大了研究范围     

秦文化与西部时代

秦国建立之后 ,西部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 ,东西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 ,奠定了西部时代的地理基础 ;汉中、巴蜀地区的开辟 ,千里蜀道的修凿 ,郑国渠、都江堰的修建 ,使关中、汉中、蜀中成为“天府之国” ,奠定了西部时代的经济基础 ;秦穆公的西霸 ,秦孝公的强大 ,秦始皇的统一 ,奠定了西部时代的政治基础 ;秦统治者山川祭祀具有轻关东、重关西的特点 ,奠定了西部时代的文化基础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