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创作论

本文对明末安徽作家阮大铖的诗学主张、诗歌和戏剧创作的内容、艺术价值进行综合评估，特别是对阮氏的诗歌创作做出初步分期，并分析探讨前后期诗歌内容和创作风格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文章认为：阮大铖在明代文坛，其创作实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堪称一流，但由于他为人“奸诈贼猾”，为志士遗民所不齿，以至明清以还的所有正史·艺文志、总集、选本都不选阮氏诗文。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界开始冲破禁区，出现了少量单篇论文，但大多是针对他的戏曲作品，对于阮大铖诗歌和生平研究，可以说还处在拓荒阶段。因此对之进行综合评估和创作分期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阮大铖南京戏剧活动考

阮大铖《石巢传奇四种》中的《牟尼合》、《双金榜》和《燕子笺》皆创作于其南京生活时期即崇祯九年(16 36 )至崇祯十五年 (16 4 2 )之间 ,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和南京附近姑熟曹履吉遥集堂。崇祯期间南京党争激烈的政治气候、歌舞升平的文化氛围以及作者有意将戏剧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等现实因素 ,为其戏剧创作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契机 ,而其南京戏剧活动又对当时南京的政治、文化乃至政权交替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复社的演变历程新论

明末复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根据复社内部自身的变化与崇祯朝政治的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兴盛期,从崇祯二年至崇祯六年,包括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三次大型社集,复社主要是开展社事活动,参加科举考试,科考上的成功使复社声势广大,蓬勃发展;分化期,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四年,复社卷入政治权力的漩涡,先后与温体仁、阮大铖等展开斗争,社事活动只是小型、团体、局部的社集,复社内部政见分歧,力量出现分化;衰亡期,从崇祯十四年至弘光元年,随着北京城破,阮大铖的继续迫害,南京城破,复社走向衰亡。     

吴伟业与阮大铖交游考论

吴伟业与阮大铖在崇祯末期和弘光时期曾经有过交往.这两段交往,充分体现了阮大铖的小人行径与吴伟业的软弱性格.对这两次交往过程的深入剖析,对了解明清之际的政治与文学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阮大铖述怀诗浅探

阮大铖以述怀的方式剖析自己的清白无辜与出世高蹈之志,表现了阮大铖在特殊境遇下内心的徘徊、犹豫、苦痛,哀怨婉曲。然细加分析即可看出,这类诗在述说阮大铖内心的同时,也成为他特殊处境下的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     

杭州小筑社考

小筑社是产生在明代万历戊戌二十六年,活跃在杭州西湖湖畔的文学社团组织,其组织内的成员大多为杭州人,并有诸多外地的友人与之唱和交游,参加其团体活动。小筑山居为其活动的主要地点,社员日聚月会于此,除结集制艺文写作,还包括吟诗作赋,流连声酒,赏玩名胜,歌咏书画。     

先秦社尸考

先秦时期,尸是人神之间互动的中介。对于祖先之尸论者颇多,而对于社尸则鲜有论述。结合典籍与出土资料,本文从＂尸名分析＂、＂祭必立尸＂和＂为尸条件＂三个方面具体考察先秦时期的社尸,这对于研究古代的祭祀礼制,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我们社和太阳社看作同一个文学社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两个社团的人员组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当局查封时的情况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方面作了深入比较,并对其代表人物蒋光慈、洪灵菲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和风格不同的形成原因作了探析。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浪潮,那么,以大革命和左翼运动为背景的革命文学运动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运作以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等文学社团为中心,体现着由文学向社会运作进发的中心情结,都是以理论批评为先导而不是以创作为先锋。不过,第二次浪潮更多地得力于社团集体运作的自觉性,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流向,因此,它比第一次浪潮产生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泛滥赏赐"至迟从世祖朝即已形成,井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元代的"泛滥赏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流叶千古总牵情－－宋代传奇《流红记》及其在元明时代的传播

红叶定情的故事自唐代肇始起,便以其神奇浪漫的情思,吸引了众多文学家涉笔于此.北宋张实在前人基础上创作的传奇<流红记>,为流水红叶故事设定了一个雏形框架.由元及明,故事原型在戏曲、小说家笔下不断增饰,愈入愈曲.本文旨在梳理其在宋元明时期的传播情况,并展示各个时代大异其趣的时代意识与审美特征.     

明初湟水流域汉族社会初探

本文通过明初中央对湟水流域的施政,研究了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兴起、形成、性质、特征,也进一步分析了明初湟水流域汉族的来源、成分、分布格局。     

元代乡试新探

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发轫于元代。自仁宗延祐元年,乡试约举行１６次,分为保举投状、锁院应试、校文录取三步骤。考试官、同考试官负责命题和初步确定入榜范日,主试官、监试官及赞画官亲临核准并裁决名次先后。元代乡试全面吸收宋代糊名、誉录、锁院等科场规则,率先在诸省区推行朱熹《贡举私议》,又让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名额、出榜、场次、命题等方面享有不同待遇,从而为朝廷会试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在文化领域．乡试既反映了各地区儒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又提供了不同区域间文化沟通的某种渠道。     

纽结三纲重接续——试论元代伦理道德剧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伦理道德相对淡薄的草原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的严重冲撞,致使当时社会纲常松弛,风气日益淫废.一部分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怀着“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创作了一批伦理道德剧.文章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作家创作意图的角度,集中分析了《降桑椹》、《窦娥冤》、《赵礼让肥》、《杀狗劝夫》等宣扬孝悌的伦理道德剧和《救风尘》、《范张鸡黍》、《东堂老》、《谢天香》、《冻苏秦》等歌颂信义友情的伦理道德剧.文章肯定了它们对于维系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论元代腹里地区的军事工业

长于骑射本是草原民族的共同特点,12世纪以来崛起的蒙古民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并凭借其弓强马壮奄有天下。为了适应大规模对外征服战争和对全国实行绝对统治的需要,元朝政府在以两都为核心的腹里地区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兵器种类多,技术力量强,管理体系完备是其主要特点。腹里地区军事工业的分布与元朝军队的驻扎重点相适应,体现了重内轻外的军事布防原则。可以说,腹里地区庞大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元朝统治得以确立并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保障。     

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动+宾+补"式

通过对元明清时期七种文献的考察发现,元明清时期的动结式虽然以动词与补语结合密切的“动 补 宾”式为常式,但是动词与补语结合不密切的继承前期的旧式“动 宾 补”式在这七种文献中也有将近200例。这表明后者当时仍然在使用,且非个别的语言现象。这说明前贤的有关论点尚不够确切。     

论教师发展中的明蔽素质

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对自身遮蔽性的把握,但又离不开遮蔽性思维与方法。教师自身的遮蔽性表现在知、情、行三个基本方面,相应构成有知之蔽、有情之蔽与有为之蔽,探索这些遮蔽性及其功能,对当下的教师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