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禀才瑰颖,体含飞动─—论王延寿赋

王延寿现存《鲁灵光殿赋》、《梦赋》、《王孙赋》三篇赋作。在王延寿之前,以京都和宫殿命题的骋辞大赋,都是通过夸饰场景和营造气氛以服务于颂圣、讽谏的主题,其所关注的是宫殿的象征意义,宫殿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与此相应的结构模式,则是对行视点和叙列手法。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则由对宫殿象征意义的关注变为对宫殿本身的关注;与此相应,在结构上也突破了骋辞大赋的固有模式,由对行视点和叙列手法变为对细节的时间建构。这种变化,标志着“宫殿”赋已从骋辞大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咏物体类。王延寿三赋,体制均小,风格统一,其流转行进的叙事结构、体物入微的写实技法、深沉奇诡的幻境营造和富艳瑰玮的文辞,共同创造了“体含飞动之势”的美感境界。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杖辞赋的哲理内涵

张拭《后杞菊赋》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苏轼、张未的赋作。此赋中的哲理思致是伴随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升腾出来的,客体的直观性使其义理内涵具有充足的生成性。《遂初堂赋》视“厥初”为恻隐之心,竭力发明《周易·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指示返求本心的体验践行之道。《风雩亭词》则指出曾点不忠天理之中庸,时时刻刻都下着操存省察的日用工夫。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闲情赋》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

陶潜《闲情赋》约作于彭泽致仕归隐期间,是一篇神采丰盈、文情并茂的小赋。但是萧统在《陶渊明集》的题序中却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萧统抑舍《闲情赋》,偏见颇甚;纠之使正,似有必要。一讽谏源于《诗》《书》,而孔子政教诗学观之初成,汉儒对其说妄加发挥,强化了讽谏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乃至郑玄把《诗》     

《梦赋》:中国最早专门写梦的名作——略论《梦赋》的写作特色及其理论价值

<正> 汉赋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弊病(如形式主义),但从梦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去考察,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汉赋写梦,较有成就者为《李夫人赋》、《长门赋》、《通幽赋》、《思玄赋》、《检逸赋》等,最有成就者为《梦赋》。它是中国最早专门写梦的名作,是一篇形象化的梦理论,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梦理论价值。《梦赋》的作者王延寿,是汉楚辞注家王逸之子。《后汉书·王逸传》载:“(王逸)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注:“张华《博物志》曰:‘王子山与父叔师(王逸之字)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算,到     

《子虚赋》、《上林赋》辨正

《天子游猎赋》是西汉司马相如的天才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天子游猎赋》几乎不为文学史研究者所知,取而代之的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一般认为,是《昭明文选》把游猎赋分成《子虚》《上林》二赋,其实这个错误从魏晋之际就开始了。如潘岳《关中记》所载:“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左思的《三都赋序》说:“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庐橘夏熟’。”晋灼于“庐橘夏熟”一段注云:“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郭璞注也割裂为二篇。萧统《文选》沿其误,题为《子虚赋》、《上林赋》,分属二卷。李善于《子虚赋》题下引《汉书》本传,也未明言这是误分之篇,非相如前作的《子虚赋》。此后,这一错误似乎成了定论,无人怀疑。《贞观政要》记载唐玄宗对房玄     

李白《送友人》之"友人"事迹考

李白名诗《送友人》之"友人"为谁,学界至今不得其解。从种种资料来看,"友人"实为范崇凯。范崇凯是唐玄宗开元四年状元,后应诏作《花萼楼赋》,为天下第一。李白此诗,盖是他15岁时在蜀中送别范崇凯赴长安赶考前之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今传范崇凯所作的《花萼楼赋》并《序》,并非范氏所为,而是高盖之作。     

王会赋·图：帝国形态的历史影像

王会是古代朝贡礼仪形态,由《周书》最初记述的文本到汉晋时期辞赋的描写,再到南朝至唐代“王会图”的绘制以及围绕其图而出现的题图赋,形成了由经文、赋文到图文所构建的帝国形态与历史影像。以“王会”为赋与图的视点,由现实与想象积累起来的文学书写,因其外交礼仪的特征,观风为其赋图显像的意义,尚奇为其赋图异域人物情致的呈现,而宣威与昭德,则是这类赋图创作的主旨。同时,这类图像与赋作的不断重写,实围绕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其中通过讴歌、怀疑以及讽喻,又可打开作家题写《王会图》之赋作的特殊心境。     

试论郭璞及其《游仙诗》

在“诗必柱下之旨意,赋乃漆园之义疏”的东晋文坛上,郭璞以“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写出了“挺拔而为俊”的十四首五言《游仙诗》,打破了当时“溺乎玄风”的颓局,发扬了中断了的“建安风骨”.郭璞的《游仙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到两晋时代,实是带有转变性质的.因此锺嵘《诗品》称郭璞为“中兴第一”.     

人生思辨的形象写真——陶潜《闲情赋》新探

《闲情赋》是陶集中的特出之作,素有“艳赋”之称。因其立旨隐晦,问世千余年来,颇费猜寻,多有异说。本文意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博采众说,贡其一得之愚。 《闲情赋》研究概况 一、历代说法 通常论战,苦于作者无言,《闲情》则不然。赋前小序明说为“奕代继作”,“闲”乃“闲正”之意,即所谓“检束制约”。本意似在免却闲言。岂料梁萧统评曰:“白壁微瑕,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陶渊明集序》)否定矛头直指陶序,并坐实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晋赋管窥

论文就汉、晋时代几篇赋佚文的辑录、认定、归并和篇名问题等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论述。考定此前所谓东方朔《旱颂》为贾谊《旱云赋》中的文字 ,崔《武赋》佚文实即崔《武都赋》中佚文 ,该赋写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活动中心 ;论证了蔡邕所谓《协和婚赋》《协初赋》实为一篇 ,篇名应用《协初赋》 ;傅玄《团扇赋》《圆扇赋》《纨扇赋》本为一篇等。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上的错误。此外 ,或对原文进行恢复 ,或增补佚文 ,或揭示其艺术上之特色 ,俱有助于对这一时期赋创作及有关作家之认识。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论汉武帝《李夫人赋》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武帝《李夫人赋》并非如学术界所说的作于元鼎四年或元鼎六年,而是作于元封三年之后、太初元年之前。《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其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在赋史上有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