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的性别视域及其新维度

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研究已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中的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层出不穷、成果颇丰。该研究打破了女性为受害者的传统观点,解构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观"。与此同时,其将中国古代女性置于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评论,重构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性别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海外汉学”与“网络资源”（专题研究）——小引

这是我第三次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讲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课程。这回的讲授，从题目到内容都做了较大调整；期末作业的要求也有改变，不再放任同学畅谈治学时的“心路历程”，而是要求针对我的第三讲“国际视野与汉学心态”和第七讲“从工具书到数据库”，来发议论、做文章。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我所经历的“海外保钓运动”

林孝信,1947年出生于台湾。现任台湾世新大学教授、弘光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等职。1970年,林先生在美留学期间参与保钓运动,创办《科学月刊》,因拒绝台湾政府要求“保钓减温”的要求而上黑名单,护照被没收,失去国籍,被迫放弃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候选人资格。1997年,林先生重回台湾,致力于推广通识教育;致力于弘扬海外留学生的爱国精神,推动钓鱼岛及保钓运动历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作为海外首批保钓运动的参与者、组织者,林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四十多年前海外保钓运动的缘起和经过。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历史”著述与“文学史”书写——从近年引进的几部海外版“中国文学史”谈起

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受到国内学界的持续关注,近年引进的诸多中国文学史著述也在不断地引起争论。本文从述史定位、时序结构和文体意识三个方面重新解读文学史著述的一般常识,以期在回归常识的基础上,对现有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提供某种必要的参照。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开花结果在海外——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华文文学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凡有华人的区域,就有华文的写作。在世界的各地,一拔接一拔的华人作家,以瑰丽的汉字构筑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从在文化的尴尬中展示情感和生命的放逐,在生存困境和文化乡愁中激发起命运意识的觉醒,到从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坐标系中显现出的价值观的自觉转变和审美情趣的转化,海外华文文学已由悲情到宽容,由执著抗衡到融和包容,由“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海外,这样,它们的指向就不仅是对本民族写作,而是面对人类而写作了。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

作为"西学"孪生物的"汉学",建构了堪称是比较成功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内地学术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其据"汉学"流行价值观念和方法攻击和贬损20世纪中国文学的言论,就存在着明显的偏执.本文结合实际略举三端:动机之偏、理解之偏和心态之偏,并吁求持续反思和竭力振作,正确地面对"汉学",直面和消解"汉学"存在的文化偏执倾向.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

中国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三种具体表达方式: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的向往。中国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在海外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民性——当代“新移民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体现了当代作家在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新思考:在出国的狂热、出国后艰苦拼搏的苦涩中,看出国人的浮躁品格与开拓热情;在远离政治、享受生活的追求中,看出难得糊涂传统的回归;在中国人走到哪里也是中国人的发现中,看出中国民族性的特别;而在讴歌本分知足、以柔克刚的底层活法的主题中,则看出了道家精神对异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当代作家对于国民性的新认识显然已经不同于五四先驱者的批判意识,而更富有五味杂陈的复杂意味。     

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记“区域文化与文学研讨会”诸论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讨论会”于2002年4月在重庆大酒店召开。来自国内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区域文化与全球化、西部与重庆文化文学诸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14—16日,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即：1.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新进展;2.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3.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分五场大会发言,以及两组讨论。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成立以张中良为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这次会议,继往开来,将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

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在接受史研究广受瞩目、成果纷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混淆了接受史研究和史料学、学术史研究等的区别,以简单化的模式对不同接受对象进行统一操作等。这些倾向均为接受史研究学术特质的变异,若不加以澄清和纠正,将导致接受史研究学术意义的丧失。富含学术思考的问题意识是接受史研究成功突围的关键。     

认识社会发展的“问题→模式”法

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就是问题→模式法。模式受决定于实践,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模式的特点。而对实践的模式化的探究,启示我们要承认发展模式的存在。问题→模式的认识路径,在立体结构上或圈层结构上,昭示的是对某一发展之由外在到内在即由表及里的认识;在横向结构上,昭示的是对某一发展的整体性的认识;在纵向结构上,昭示的是对某一发展的全过程的认识。以问题→模式法来把握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可以得出的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存在,而中国发展模式是我们审视和预判中国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