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禽之辨”探析

孔子"人禽之辨",旨在人有"仁"与"知",而其重则在"仁"。通过明辨人与禽兽之不同,彰显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贵。     

简析船山工夫论的特色——以《俟解》为中心

船山认为善恶属性的产生主要受人物交接的时地条件影响,性也是在与习相成的过程中开放而变化有种种属性的,这种善恶观与性论深刻影响了船山的工夫论.从《俟解》中所强调作为学者之先务的博文约礼之道来看,其既与朱子未发阶段的涵养之功有相似性,又不停留于只是在"礼意"的层面说"礼".而其所强调的"博文",虽然主要扮演的仍是明儒所强调的"下学"之角色,但其中"文"自身的地位也的确得到了重视.他这种强调"礼文"、重视经典的态度正符合明末清初学问思潮的走向,但其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所依托的"习与性成"的人性论、善恶观又并非时人的普遍认识.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礼学视野中的荀子人学——以“知通统类”为核心

人学问题的讨论贯穿荀子整个思想体系。本文立足礼学的视野,以荀子的“类”的思想作为统贯全文的核心,从天人之分、人性的结构性分析和人格修养工夫等方面,对荀子人学思想中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之价值如何实现等问题作了扼要的梳理,力图按照荀子的本意把人作整体的、动态的展示,以此透视出富有特色的荀子人学思想的儒学性质。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缘何“人有礼则安”——“礼”何以立于人

礼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礼成为古代国家治理中最具整体性、规范性、权威性的制度安排。对古代历朝的民众来说,礼对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虽然礼的形式是自上而下的,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但是礼的确立与实行却关乎每个人的生存。《礼记·曲礼上》有言：“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有礼则安”意味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的确立与实现,这种状态对于个人而言意味着心理上的安宁祥和与生活中的安全稳定。总体说来就是,中国古代以礼治使个人认同和谐有序的生存状态,使“礼”立于个人,促使其维护和推进礼治的延续。     

"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基础与目的

"人禽之辨"的基础是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基本理念,而将人从自然世界一切物类当中区别出来的基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立法而享有人道生存的庄严与崇高。"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同,但在目的上应当趋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不能侵害甚至消解人本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生命形态"而出现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则"机器人"应能被教化并遵循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     

船山礼学研究的新视野——评《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适为中心》

正力祥博士长期从事船山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延续博士论文的研究,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适为中心》(2014年3月版),是陈力祥博士新近思考船山思想、与船山神交的一部力作。该成果获得了第50批中国博士后基金二等资助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获此殊荣,实乃不易。近日拜读此书,感受颇多:深感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正在当代湖湘青年学     

论船山对《河图》及“天地之数”的新诠释

道学传统上由濂溪的《太极图》之第二圈出发并结合象数易学上的《河图》与"天地之数",构成了其基本的宇宙生成论模型并以之为其伦理学思想服务。而王船山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对"五行"做了去实体化的处理,重新诠释了"天地之数",将其中的思想范式由"借天为说"改为"自天而说",把传统象数融入到对于以"神化"为核心的气学宇宙论之生成学说的诠释当中。     

孔子之“礼”新探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儒家的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

儒家的人禽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家为人类文明确立的一个底线标准,其具体的内容与要求可以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其中所蕴含的肯定人文与人道的基本哲学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机器人——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将会越来越与我们自然人构成一种密不可分的新人机关系,人类的伦理道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儒家人禽之辨的古老伦理戒律对于广义的机器人而言,是否有效?我们将如何才能守住人类的文明底线?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管窥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因省略主语,关于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何晏的"修身立德说"、朱熹的"为学次第说"影响最大。但前说有偷换主语进行解释之嫌,后说则与先秦礼制不符。结合先秦礼乐思想及孔子的为政理想,可推知孔子所言应是"为政之次序",即"因诗观风,依俗制礼,国治乐隆"。     

从纪晓岚的“狐界”感悟儒家之“礼”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构建了一个集理性、伦理为一体的与人间世界相对应的完整的狐世界 ,为“礼”教秩序设立的众狐形象 ,渗透了“理”学理想 ,无处不让我们感悟到儒家之“礼”。     

论古今视域转换下的“人禽之辨”——理解现代人性危机的一个新视点

探讨人性问题往往离不开“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古今视域有根本不同,古人在理解人性时格外强调“人禽之别”,而今人则多持“人兽之共性”。古人的世界观中始终有一超越维度（天道、圣神等）,人性主要不是经验自然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对象,而是高于一般动物性、希求形上超越的道德—实践存在。“人禽之辨”绝非仅是经验事实之辨,而更多的是存在价值之辨。今人则深受启蒙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经验之实证乃是现代理性所委任的唯一法庭;“人禽之辨”仅在前一种意义上合法,而后者（存在价值之辨）却日益淹没于一片“反形而上学”呼声中。没有了终极目的与价值指引,人性非但无法超出动物性以向上提升,反有降至动物性水平甚而更低的危险。现代人性的普遍平庸及其与道德应然的根本分裂乃是今日“人与兽趋同”的必然结局。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