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动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

<正>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这些工作部署突出体现了农民收入增长在经济工作全局和“三农”工作中的重要性。一、农村居民的收入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人均收入”）保持稳步增长,2014年首次突破1万元,2022年突破2万元（为20 133元）。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013年的2.81下降到2022年的2.45。不过,同一时期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且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时间不断下降。例如,201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率为9.33%,到2022年下降至4.20%。2015年起,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农业生产对农户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     

农产品价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研究

"十一五"以来,新疆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是其主要原因,但农民从这种上涨中获利有限,大部分都被中间流通及加工环节所占据。从增收结构看,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更多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实现,这就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介入到农产品中间流通及加工环节。本文在分析新疆农民可持续增收面临的困境和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专业合作社可选择模式及相应对策建议。     

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率指标的因素的分解研究

文章利用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拟合出洛伦兹曲线,计算贫困率指标,再将其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贫困率下降,其贡献随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农村贫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尚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呈收敛趋势向拐点逐渐靠拢。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民增收模式——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重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状况的分析发现：劳务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是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重庆市在劳务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持久稳定增长。为此,本文提出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结合的农村居民持续增收模式。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无论在消费总量上,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低于东部地区,本文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以及影响消费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失地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分析

文章使用2003～2007年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行为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显著低于有地农民的健康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征用农村土地时补偿政策不太合理。只有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增强失地农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才能提高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     

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瓶颈”及对策

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储量的增长。在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以数据分析了西部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问题,最后给出了加速西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对策。     

当前中国农村人口问题探讨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１２亿人口的主体部分是９亿农村居民，即农民，他们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可以说将左右中国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人口现象，最显著的是原有的工人农民两大阶级正逐渐分化为多个社会阶层，此外还产生了诸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职员、失业职工及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分析研究当前农民阶级的现状及趋势，是摆在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一、农民概念及农民工农民是最常见的词汇之一，各种词典上我们都能找到以下定义：农民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和中国的出口增长

基于197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及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总体和东、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促进了出口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抑制了出口增长;其中中国总体和东、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红利的转变,而中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红利的转变.分时期回归发现,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N"型曲线,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M"型曲线.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始终大于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程度.     

西部开发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20 0 0年初 ,中国政府宣布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 ,加强对西部人口问题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控制人口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基础 ,西部大开发不需要伴随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相反要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要提高人口素质和调整人口结构 ;开发人口资源 ,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人力资源可以改变自然资源 ,促进资本形成 ,推动技术创新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西部大开发的目标。西部开发 ,不是盲目、无序、短期和掠夺式的开发 ,选择的目的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 ,可持续发展。     

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与中国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方法考察了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加入收入结构变量后,家庭持久总收入对妇女期望孩子数的负向影响显著地降低,而且相比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在妇女的生育意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在未来人口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除了不断强调提高农民收入外,也要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这对于农村生育意愿的转变至关重要。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与农民的医疗保障

文章运用2004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否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试图从微观层面探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步履艰难的原因。该研究建立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及医疗支出的选择行为两个决策模型,结果表明,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及差的农民均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即农村合作医疗组织不仅存在逆向选择,分散农民医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从医疗支出模型来看,农村居民是否有医疗支出及医疗支出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对此无显著性影响,可见,中国目前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为农村居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村落视野下的农民机构养老意愿研究——基于鄂、川、赣三省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鄂、川、赣三省34个村庄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村庄因素尤其是宗族对于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现阶段机构养老成为了部分农村居民的养老选择,但总体来看,多数农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较低。村庄的宗族结构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有非正式宗族网络的农村居民比没有宗族网络的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低,有正式宗族组织的农村居民入住意愿最低。宗族在公共服务中的功能越强,农村居民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越低。同时,家庭在村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非下层的农村居民比处于下层的农村居民入住意愿更低。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及缓解资源错配等途径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中东部地区、大中城市、科技水平较高、传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西部地区、小城市、科技水平较低及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未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