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说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纪录它,研究它,传承它,发展它,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实践活动的公共产物。从非物质文化到通过社会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根据文化的人本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不直接体现于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属性上,而是体现在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依赖于国家在场提供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而国家也必须迎合文化符号的运作规律,特别是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要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主体间的自觉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力,从而也能克服国家在场的客观性缺陷以及文化主体可能缺席的困境。     

权利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下)

从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性质及其理论基础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权利原则和发展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所谓权利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人权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原则;发展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则。重视和坚持这两个原则对我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

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采集、整理、传承、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分为20世纪以前、20世纪、21世纪初三个阶段,是一个从不自觉、散乱到自觉的、体系化的保护过程。     

权利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上)

从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性质及其理论基础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权利原则和发展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所谓权利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人权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原则;发展原则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则。重视和坚持这两个原则对我们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性文化遗产——泰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日本的"无形文化遗产"和韩国的"人间珍宝"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取代了国内原本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概念。与我国西南部接壤的泰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提出了"知识性文化遗产"这一新的概念,并将之划分为七个领域。本文以泰国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对比日韩的保护经验,以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传统节日民俗与“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以玉皇阁重阳节“登高”情结为例

"文化空间"的意义、性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具有同一性,它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节日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典型、集中、生动的活态表现。社会转型期,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节日情怀日渐淡漠,节日内容变得空洞。这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对传统节日文化空间的关注与保护。文章以旧时天津老城玉皇阁重阳节"登高"习俗为例,探讨传统节日文化的精神意义和对"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媒舆论引导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开发性破坏等问题,传媒应承担起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来提高全体民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文章同时提出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加强舆论引导的具体措施。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研究——以黔剧为例

在中国高速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存续面临着多重困境,谋求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成为备受社会和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作为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的传统戏曲形式,黔剧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曾数次遭遇生存危机,但是,黔剧从业者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积极适应变化了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更新中,于困境里重获新生。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活态传承的典型案例,深刻地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时,应该以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和自我革新,才能获得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的深层意义。     

民族村寨文化空间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新探

民族村寨是一个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的组织严密的社会文化有机体。为有效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民族民俗文化和文化空间,坚持原真性原则和“文化自觉”,并通过新农村建设、历史保护、产权管理等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加以保障。     

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无形方式世代流传于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保证两者都能顺利进行,是摆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尽量避免急功近利,缺少规划,迎合外来游客“口味”的做法,长远打算,努力做到保护与开发利用两不误。在具体行动中,坚持两种意识、两个场合、两套人马和两种形式,真正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最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保证各种计划方案的实施。     

2013BMW中国文化之旅

正项目主体BMW项目执行信诺传播项目背景:2013年9月10日,2013BM W文化之旅在江西南昌滕王阁正式拉开序幕;作为企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BM W中国文化之旅"七年总行程已超过15000公里,足迹遍布20个省及直辖市,先后探访了中国六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17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连续六年列入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得到了政府、文化研究机构及公众的广泛认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类学透视

文化功能的多层次性及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人为保护的必要性 ,文化变迁的常态性使动态保护成为应有之义 ,信仰的社会功能则决定了民间信仰类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保护价值。在实践层面上 ,文化的整体性使生态性保护成为必然 ,且应兼顾小生态与大生态的保护。我国现有的保护举措缺乏大众参与 ,需要从理解与认同主客位观点差异的基础上 ,汲取“草根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社区的文化自觉 ,进行参与式保护。同时 ,应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方评定、设立濒危名录、改变保护拨款与认定级别严格挂钩等做法 ,防止“文化筛选”与“文化阶层化”,以保护我国文化的多样性。     

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而是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立足于其公共文化的属性,通过契合当下社会的保护措施,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社会运行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的恢复必须突破遗留物思维下的遗产观和商业化时代文化资本论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人文化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使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保护,而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契机,推动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开始逐渐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重新找到了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记忆,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种代表我们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形态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的文化失去原有的本真性和特点.然而,正如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样,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好传统文化,保护好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子孙后代在文化的多样性选择时具有更多的余地,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本文基于上述认识,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对的一些悖论,并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