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存与本质关系的历史性倒转——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重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是缘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当马克思认识到自己所敬信的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观的本质与社会实存相矛盾时,他在研究国家的历史中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法进行了批驳。马克思在文本中把政治国家理念产生现实市民社会的不当关系倒转过来,在批驳中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存在与本质关系的颠覆与创新,最终得出抽象的政治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独创性观点,并指出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实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实矛盾而使二者达到同一。这一颠覆性的认识变革是马克思观念形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市民社会的拯救与发展——《法兰西内战》的新解读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和思考,呈现出不同于早年市民社会观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对原文本的探究,勾勒出马克思这种思考进路,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链接的可能性。     

黑格尔市民社会论的三重内涵

黑格尔以自由意志的现实化为核心线索对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论证,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推论严整的逻辑体系,其中不仅包摄了有关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且还独创性地将表述这些问题的基本概念设定为构成逻辑体系内在结构的各种规定性或环节.可以从市民社会发生学、市民社会现象学和市民社会目的论三个方面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洞见及其理论限度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在特定的时代境遇中孕育成型。较之于马克思,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强调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在理论基调与历史使命方面既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保持一致,又独创性地推进了马克思由经济基础规定市民社会的认识思路,展示了切中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共产党宣言》,逐渐梳理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轨迹,阐明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竞争、平等、创新精神,指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作用,这为我国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域内建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复兴中的知识分子与国家

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儒学建设展现出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本土实践。儒家传统也开始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和治理技术。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中国经验,无法简单地化约为对立、依附或融合,而应视为一类流动的连续体,并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寻求解释。在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建设中,当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政治动力学问题,无疑是对国家和知识分子互动关系及其实践智慧的双重考验。     

走向和谐--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探析

公民社会是一个原本由西方学者提出、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具有不同意义和多种规范性词义的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对公民社会的理论和概念作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选择和发展。在此,公民社会是指包含了由个人、民间团体之间的自愿安排来组织的若干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角度概括出它的若干特点;在中国存在着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描述性的角度,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发。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法治是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方法。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解读

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凸显了他对现代性问题的价值评判。市民社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充分展示了现代化发展的内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以现代性为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回归理论原生的背景,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内在关联。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勾勒这一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简述国家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造成一个根本的转变,即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在国家和社会各自及相互的转变中,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变化进程,也明显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     

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

儒教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 ,韩国社会已从农业社会发展成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本文对儒教文化在韩国现代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将如何演变等问题作了探讨。     

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启示

本文认为治理即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制约。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缺失。为此,构建后全能主义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并形成相互合作制约机制,成为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三大启示。但是中国当务之急在于前两个方面。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权威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推动国家政治权威由传统专制型向现代民主型渐进转变;而日趋现代性的法理型权威又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权威走向现代法理权威的步伐。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抬头,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