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造成城区居民死亡人数的研究

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城区和平居民死亡的人数,日本学者据历史的防疫档案记录认为可以确定的是37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近七年来的调查是336人;而据当年曾参与常德防疫工作的人士估计:有400人以上、50D人以上和600人以上三种说法。我们依据各种史实分析研究,认为死亡600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并且还有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从战争受害记忆解读历史

近年来,在日本出版了几本有关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记忆特别是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实地调查为主同时重视参照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从历史的现场出发,尽可能地尊重微观、把握历史事实的细节的同时,体味微观背后牵连的脉络和结构;以中日民间展开的反思侵略战争、追究战争犯罪真相的市民运动,特别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活动为开展研究的背景。研究者们的方法论和视角,可以使人们对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以及慰安妇制度获得新的认识。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12例

常德城区12名细菌战受害者的12个家庭在60多年前日军造成的那场悲惨灾难中,共有28位亲人受害,其中26人死亡;有一家3口死去了2人,有一家5口死去了4人,还有一家共死去了6位亲人。这些家庭几乎家破人亡。     

“经济效果”：侵华日军细菌战之重要目标 ——以常德细菌战为例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破坏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目标。常德细菌战是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南方实施的一次非常典型的鼠疫细菌战。鼠疫流行造成常德城乡居民大量死亡,家庭经济、区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各级政府及卫生防疫组织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对于战时经济落后、卫生防疫能力低下、缺乏鼠疫防治经验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

194 1年日军对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这一场疫灾持续了两年多,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变迁、农业生产的衰退、财政金融的危机、交通运输的阻滞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等。     

常德细菌战石公桥镇疫情的两个问题考证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灾难降临常德。日本飞机向石公桥投放了鼠疫,ｌ９４２年１０月石公桥的鼠疫流行。     

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

常德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四大细菌战之一。中国常德的受害者目前正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常德细菌战研究因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细菌战罪行的包庇长期冷寂,近20年来随世界形势变化其研究多有成果,但国内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内历史学界尤其常德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努力工作。     

社会文化人类学与新疆文化研究

本文提出引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疆文化的几点认识，强调学术研究规范性和学科本土化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实证调查的几点结论

根据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档案进行的实证调查证明:在中国民间,特别是黑龙江、山东两省,存在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的大量人证物证,这证明日军细菌部队在细菌实验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数量巨大,其中以黑龙江省受害最为严重.侵华日军驻各地的基层宪兵队猖狂进行细菌战"特别输送"活动,其"特移送"报告是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充足罪证;其"特别输送"活动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被"特别输送"者大多数是中国抗日志士,他们的家庭因此遭受惨痛的创伤,啜饮无尽的悲剧.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城市文化

通过文化人类学对城市文化的分析 ,揭示了城市文化的主要特点 ,分析了多元文化交融与文明城市建设的关系 ,并从城市文化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关系出发 ,给出了文明城市的文化个性特征     

常德细菌战疫死人数的七年调查--7643人的死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侵华日军731细菌战部队于1941年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对该地平民造成巨大伤害.为清算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常德一大批富于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自发组织起来,历经七年艰苦努力的调查寻访,确定了第一批共计7 643人的染疫死亡名单,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律层面的认可.     

论常德城市建设及其形象塑造的文化定位

要塑造好城市形象,就要找准城市形象的文化定位。常德市在城市建设特别是文化名城建设中,应从常德城市形体形象的文化定位、常德城市行为形象的文化定位和常德城市精神形象的文化定位等方面做文章;     

善德文化与常德文化名城建设

善德文化是常德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将善德文化确定为文化名城建设的主题,能最有效地发掘出常德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相映衬,文化意蕴愈发浓厚,地域特色更加鲜明,从而使常德具备独特的文化魅力.     

作为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影视片--人类学影视片发展走向探析

人类学影视片是人类学家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的有效方法.根据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内容,大致可分为作为研究资料的素材片、作为文化描述和文化解释的影视片三种类型.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影视片除了发挥对文化进行记录的传统优越性以外,还可以其独特的影视表达方法和视角,对人类文化进行深入的解释.     

文化研究的人类学面向

当下国内的文化研究应当借鉴人类学研究路径,从单纯的理论演绎和文本分析回到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中来,强调文化源于人的经验和实践活动的品质、尊重人的差异性与能动性,保持跨文化的研究视阈及文化反思精神,深入践行多样态的民族志方法,阐释和分析文化经验的多种可能性,拒绝符号学—结构主义式的模式化普适化的话语表述,寻求知识的历史化、语境化、地方化和多元化,累积出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     

近三十年中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与展望

上世纪80年代,伴随医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建立,中医文化人类学应运而生。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性研究,为中医发展提供有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疗效的综合评价。作为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的交叉学科,中医文化人类学历经30年的发展,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领域基本明晰,为这门新兴学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年来,中医文化研究迎来历史性的机遇,成为学科拓展的契机,中医文化人类学呈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日军浙江细菌战后的义乌县防疫委员会

浙江省义乌县是日军细菌战导致鼠疫流行的地区之一。义乌县防疫委员会(1941年10月11日至同年12月16日)是当地政府成立的临时性防疫组织。义乌县防疫委员会从初期的防疫指导机构到后期的协调和保障机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由于鼠疫疫区的不继扩大,最后被常设机构——义乌县防疫处所代替。义乌县防疫委员会对于调查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为我们了解日军实行的细菌战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