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时局转变的枢纽。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爆发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义举。事变是张杨发动的,但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发动和解决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仅就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作一探讨。一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蒋介石历来执行吞并异己政策,因而地方实力派与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们为了求得生存,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联合起来,共同与蒋介石抗衡。同时,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具有     

1925——1949年国民党派系化原因探究

国民党的派系基本上是后孙中山时代的产物,因而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起,开始探究其原因。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藉的地方实力派,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国民党的各个派系之间互相倾轧,造成国民党力量的分散和内耗,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可以说,国民党的派系化是造成国民党丢掉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深究其派系化的原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还是有警醒意义的。     

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背景和“经营”策略——以翁照垣协助李济深在粤东策动反蒋军事活动为中心

李济深早年发迹于两广，解放战争倒蒋时，反而弃两广不用，令人费解。档案资料显示，李济深在两广积极组建反蒋军事武装，其中，通过潮汕地方实力派人物翁照垣在当地策动军事活动。李济深之所以选择翁照垣，是因为翁属国民党政权粤系十九路军将领，且在家乡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翁的协助与配合，既有派系背景，也有“权力平衡术”的考量。     

从牺盟会的产生运作看我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合作

牺盟会是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殊的抗日联盟组织。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不仅表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前夜时阎锡山思想认识的变化 ,表现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本对红军的不同态度及他们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而且反映了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对国民党合作政策不断修改的过程和中共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具体操作时极大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透射出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实际抗日合作的重要一面。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西昌之行及其对西南政局的影响

一、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及其发展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一方面继续进行清党反共;另一方面藉口实现孙中山“建国大纲”,提出要“统一军政”。他向地方实力派开刀,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反对,从而导致新军阀混战。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杨森、龙云等人,乘机扩张个人实力。蒋介石在击溃地方实力派后,实现了暂时的、形式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作用

作为中间阶层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的对日关系很复杂，但总的倾向是抗日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地方实力派对阻止日本的侵略起了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异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实力派抗日作用的充分发挥     

民族国家建设下的边疆教育及其困境--以国民政府时期夏河县教育为例

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夏河县边疆教育的发展,政府着眼于整个民族国家的建设,地方实力派则更关注本族群的利益。着眼点的不同,并没使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边疆教育促进边疆族群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发展边疆教育中注意协调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尊重其风俗与利益。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势力渗透的抵制,也能以不损害国家的团结稳定为前提。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正是边疆教育与西北地区融入民族国家建设最大的障碍。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

统战工作是中共总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前后持续20余年。其间,既有良好的合作和顺利的发展,也有尖锐的对立和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圆满的结局--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尽释前嫌,化敌为友,正确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共上层和中下层领导在统战工作的不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中留下的宝贵经验。     

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透视点

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深受国民党派系斗争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在与蒋介石抗衡时,关系密切,似乎结成了粤桂联盟.1929年李济深被囚后,广东陈济棠依附蒋介石,与桂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1931年胡汉民被囚后,两广又紧密合作,对抗中央,酿成困扰中国政局的"西南问题".因此,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     

论西安事变前中共立足陕北的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前 ,中共中央已立足陕北一年有余。究其原因 ,一是注意调整党内各方面关系 ;二是着重解决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关系 ;三是正确发展与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帮会关系     

评抗战时期的地方实力派

本文认为，地方实力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抗战时期的地方实力派，大多数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过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战这部宏伟的画卷中．应给他们一席之地．但各地方实力派，由于阶级本性所决定，在抗战中存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比如以我为核心的地方主义，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性等，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不过，就其大多数在抗战期间总的表现来说，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消极方面是次要的，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正确给予评价。     

论西北军旧部抗战的历史特点

在抗日战争中,原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旧部,从察哈尔抗战到平津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阳)宜(昌)会战等,无役不从,是其他地方实力派所不能相比的。由于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因而在抗战中也表现出许多显著的特点 (1)西北军旧部中既涌现出大批舍生取义的抗日英雄,也出现了一些降日附敌的民族败类,其分化之剧烈是地方实力派中绝无仅有的。 (2)西北军旧部对抗战的作用集中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并给予日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3)西北军旧部的抗战环境,比其他地方实力派更为恶劣,但其取得的抗战业绩更为难能可贵。     

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

《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开眼看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开辟新领域。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多样化,摒弃绝对化的研究模式和引进非史学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书中关于广东社会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亦新亦旧、有得有失的方法”,“呈现出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特征”等论点和论述,以及对“地方主义”和“地方实力派”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和科学的总体定位,均体现了作者不囿成见与追求新知的勇气,为作者及后来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与红军长征

中共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共通过争取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促进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为中共立足陕北,继续领导全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关于蒋介石利用抗战实现个人独裁的原因分析

抗战时期, 蒋介石通过削弱、瓦解地方实力派, 利用政治体制的变化, 实现了个人独裁统治。蒋介石之所以能实现个人独裁, 主要是因为战时权力需要相对的集中, 也是国民党维护其执政党地位与战时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需要。     

浅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准备了群众基础;同时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率先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给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芦沟桥事变后,地方实力派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敦促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对全面抗战的开始发挥了直接影响。     

冯玉祥和蒋介石关系演变原因探讨

民国地方实力派冯玉祥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分分合合,冯玉祥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与之决裂。冯蒋关系的演变,既是冯玉祥政治态度的转变使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

北伐前夕,随着中央政权在直系及反直政治军事同盟之间交替,新的权力中心无法形成,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思潮兴起,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区域化倾向.地方实力派纷纷实施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央权力的弱小和地方权力的强大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是为了"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所具有的"中央方向"."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这为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