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周敦颐人生态度的儒学意蕴——兼与劳思光先生商榷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虽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但其主导观念则是儒家学说。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上。那种认为他思想为儒,生活为道,或谓其生活非一圣贤型儒者之生活的说法是偏颇的。应还原他儒学宗师的真实形象。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仪礼》与礼学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历代《仪礼》研究,重申《仪礼》作为礼学研究核心经典的学术地位。学术研究应在礼乐文化的视角下关注《仪礼》的整体性特征,以《仪礼》的礼例研究方法作为礼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将对二者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入世还是归隐——从生命的视域看周敦颐诗歌中的困境

周敦颐在诗歌中显露了他的两难之境。他一方面在现世积极进取,安顿众民的生命,虽然做出许多惊世之事,却受到诸多限制,并因现世的名利追求让他深感失望,透露了一位儒士的生命悲情;另一方面逃离现世,放下世俗的烦恼,回归自然,游山玩水,观赏道教圣地,多次显露归隐之意,追求个体的生命解脱。他一直在入世与归隐之间纠结,并用诗歌抒发个体生命的悲情。     

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理学本体论意义

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在理学本体论建构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太极图·易说》的非人格化的本体思想是汉以来千余年间儒家本体论内涵上的一大变化 ;二、首次较为系统地将性、气有机结合 ,改变了千余年来汉学机械 ,被动的宇宙发生论 ;三、首次确立了理学人性论的本体论内涵 ,使其具有更为思辩的色彩。这些对其后程朱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

为研究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从“知”和“用”两个向度全面考察。研究认为,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既具有精神境界意义,也蕴涵了对社会秩序和自然伦理的诉求,是儒学史上天人之学的重要理论源头,也是今天阐发“天人合一”命题的重要根据。     

周敦颐视陶渊明为君子吗?——论《爱莲说》对菊花文化形象的改造

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1063)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周敦颐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     

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内涵的演变为主线

＂仁＂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而随着＂仁＂思想内涵的变化,儒学＂外王＂的基本途径＂致君行道＂也逐渐向＂觉民行道＂转变。泰州学派承接阳明心学,是＂觉民行道＂的主要践履者,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以儒家＂仁＂学思想的演变为主线,可以考察儒学＂致君行道＂向＂党民行道＂这一转变的内在理路。     

“学、政、道”——论先秦儒家之思想结构及以“学”为开端的意义

从《论语》、《孟子》和《荀子》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骨干）的思想结构为＂学、政、道＂三位一体,其中最关键的是＂学＂在这个思想结构中的开端地位。儒家以学的方式保存和重建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学的眼光去打量世界。     

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