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渊源 疏理践行——周敦颐教育思想探微

周敦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道学家,是道学和宋代濂学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虽有起有落,但总的说来,自南宋至明清,道学统治了中国文化七八百年之久。 周敦颐摆脱世人治经多诂其义的羁绊,创立以儒学为主体、兼采佛教和道教部分观点的新学派——道学,强调疏理践行。道学和理学异名而同实,北宋称道学,南宋及其以后称理学。虽然,周敦颐的道学尚待后人完善,但他提出了不少先儒未曾发的“默契道体”、“根极领要”的推明,为后人完善理学作出了有益的启迪。本文试图就周敦颐的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并寻觅其理论价值。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周敦颐哲学的辩证思维及其局限

宋代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唯物论唯心论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突出的是当时盛行钻研《易》理的风气,辩证思维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称之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更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他把《老子》的“无极”观与《易传》的“太极”说熔为一炉。将这两个系统的辩证法思想巧妙地联结起来,铸造成别开生面的“太极图说”,阐发了一种新的宇宙模式论。这种理论尽管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却蕴涵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为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发展,开辟了新起点,起到了促进作用。周敦颐哲学中的辩证思维途径是从他对宇宙本源问题的探讨中发展起来的。首先,他利用《老子》的“无极”概念与《易传》的“太极”概念,描绘了一幅     

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论李觏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李觏以政治理性为基础,整合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礼本论”,建构了别具一格的礼学体系,实现了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乃至传统礼学的继承与超越。一方面,李觏因循荀子的理路,从人性论角度探讨“礼”的起源,继承了修齐治平和礼主法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李觏折中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更倾向于韩愈的性三品论,在圣人制礼、礼法等级、使用肉刑等方面对荀子礼学思想做出调整。     

胡宏道学对北宋三家的继承

胡宏道学直接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张载与程颢的思想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在本体观方面,他继承周敦颐"乾元立诚"以诚论性的思想,提出性与道与诚的统一.在宇宙观方面,他继承张载性、气统一的观点,而提出性与物的统一.在心性论方面,他继承程颢万物一体、性无内外的思想,提出"以心著性"、"识仁之体"的性体心用论.     

李觏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翻开中国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礼”进行过探讨。“礼”在中国社会的历代统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礼”从总体上说既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李觏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哲学思想家们关于“礼”的思想,同时又拓宽了“礼”的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