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解放的根本

人民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劳动解放.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解放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的理论.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是人的本质活动的必然要求.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确立带动者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应以劳动解放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劳动解放的路径

安德列·高兹从其个体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在深刻地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解放的思想,认为时间的解放、异化劳动的废除、劳动与闲暇的统一是实现劳动解放的三个路径。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人的异化的问题、实现人的解放,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救赎:社会历史中人的解放——解放神学的“解放观”分析

解放神学基于拉美社会现实处境,部分吸纳马克思社会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以及依附论相关思想,把基督教神学的主题"救赎"规定为"社会历史中的解放",包括政治解放、社会历史中人的解放、灵性解放。认为拉美要真正获得发展,政治上的解放是前提,解放同时是社会历史中新人和新社会的诞生,是个体面向他人、面向上帝的完全敞开与联合。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救赎论"的革新,为基督教神学在当代的发展提出了新路径;同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丁玲创作主题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发轫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就成为其基本主题。丁玲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成长起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沐浴着五四运动的光辉,浸染着五四文学的精魄,她对五四文学精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章将从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三个方面来论述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

从社会法律心理角度,观察“五四”前后的历史,可见该时期之复杂、丰富与多元。大体而言,“五四”前后的社会法律心理经历了一个变动过程：民国初年,法治话语喧腾一时,反映了民初尊重法律,推崇法治的社会心理。伴随着民初乱局,有人开始省思法律问题。“五四”时期,质疑、否定法律的社会心理已经日渐明显。“后五四”时代,随着时局剧变,思想激变,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倾向愈发显著,甚至出现鄙视、痛恨法律的社会心理。这隐约预示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转折时代的来临。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     

面向2035:数字化背景下管理的终结与重生——由控制劳动向解放劳动管理范式转变

数字化浪潮已经袭来,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管理挑战.管理的终结并不是指管理的消亡,而是指以控制劳动为焦点的管理将被取代.管理的重生则是指在数字技术革命推动下,由控制劳动向解放劳动的管理范式突破.为此,笔者基于对管理发展历史脉络及25年周期进化说的梳理,提出在数字技术推动下,2035年将是管理终结与重生的关键时期.通过分析数字技术带来的管理冲击,面向2035,管理重生的方向在于以解放人为核心的组织文化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实现管理范式转变;同时,中国本土管理创新的出路在于走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数字化管理道路.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五四时期尤为显著,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改行世界语不现实;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人们对之了解不深;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

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     

“五四”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途径考略

"五四"后,封闭国人心灵的精神枷锁被进一步砸烂,西学以更猛烈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涌入中国.西方伦理学便是在这一时期以多种途径大规模传入中国,翻译西书、著书介绍、撰写文章;邀请欧美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来华讲学;西方伦理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通过课堂教学得以传播,这些都成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     

从语言的两个层面看“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

从语言的工具层面和思想层面来观照"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问题,分析了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特 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

尽管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出现过的其他流派,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并不像韦勒克所说的那么拙劣,而是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的。     

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美学精神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新的美学精神以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为特征。体现在新艺术形象上有三个特点:高扬典型化,摒弃类型化;高扬平民化,反对贵族化;强调科学化,摒弃神秘化。而这些,不仅是属于古代范畴的“近代”与属于现代范畴的“现代”的历史分界线,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真正起点。     

杜威的五四观及其影响

杜威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应邀来华讲学,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理性的评价,对其未来走向给予了前瞻性引导,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杜威对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表示担忧,主张感情与理性相互配合。既反对一味的守旧,也反对盲目的趋新,提出中西文化折衷调和的主张。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缺少和平建设的环境,也由于杜威自由主义实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缺少理性的对话,杜威思想不可能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责任。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经验探微

"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显著成效,归纳其经验主要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广泛基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阵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正确方向。回顾和总结"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