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在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基于2007年—2019年全国280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布区域的城市中表现不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所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促进周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集聚和健全环境规制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旨在揭示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辽宁省为例,采用2000-2012年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制度激励,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和固定资产投资和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土地财政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土地财政的急剧扩张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以及制度环境的变化,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下,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由此可见,对现行财政体制、土地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空间溢出视角下工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使工业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未来如何发展工业经济是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探究南、北方以往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趋势对疫情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4—201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和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地理矩阵,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检验工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南、北方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山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均显著;与山东省不同,广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工业经济发展对两省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即工业经济发展越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已经成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我国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资源配置偏向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强化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强政府的创新资源配置驱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探究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越强的区域,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越好。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实现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内在要求与基本路径

在国际国内各种冲击因素的累积叠加下,地方财政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提升地方财政抗风险能力、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是地方财政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与目标。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与地方财政实际,本研究从地方财力的可持续、区域间财力的均衡性以及地方财政体制的适应性等三个维度阐释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内在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具体提出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基本路径,为新发展格局下深化我国地方财政改革提供基本思路。     

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经过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目前经济已开始出现回升的转机,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但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却是日见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财政风险渐增,这就有必要对当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以获得可靠的判断。文章从一般性的衡量指标入手,加以合理的修正,对目前的财政形势作出个人的判断,并据此提出一点建议。     

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开放被认为是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变动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存在“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从数学函数和几何图形两个角度分析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对我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变动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特征,即经济开放程度比较低的阶段支持“效率假说”,经济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阶段支持“补偿假说”.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省管县改革、财政竞争与县域经济发展

"省管县"改革与分税制改革都属于分权改革,必然对政府财政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省管县"体制下的政府财政竞争具有如下特点:县级财政竞争是横向财政竞争的核心;县级财政竞争仍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采取差异化的策略,而财政支出仍是重要的潜在手段;县级财政竞争将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与区域间恶性竞争;纵向财政竞争虽层级减少却更加复杂化了,这必将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应将县级财政竞争纳入制度框架内,避免县级恶性财政竞争,鼓励县级良性财政竞争,引导县级财政竞争中的合作行为。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给高技术产业智能化升级创造了机会。高技术产业通过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本文基于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数字化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中数字化环境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数字化投入的地理邻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长江经济带应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投入的辐射带动作用。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