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程度,其影响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升和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化而实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对合理制定经济政策、发挥政策效果与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意象”的“出口转内销”与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虽以意象作常用术语,但并没有系统的意象理论。美国庞德等诗人,解剖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元件",建立起诗歌意象理论。胡适将它引进本土,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意象"之"出口转内销"的奇特现象。本文缘于此见,故从诗论研究方面,考察这奇特现象的具体情况,并阐明从中获得的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三点启示：一是要抛弃习惯于将形象视为各种艺术之细胞的观念,而以意象理论作为中西诗学交流的共同话题。二是《文心雕龙》中存在一个意象理论的潜体系,有待于我们以新眼光去发掘整理与科学阐述。三是以当代诗论界中的意象热作契机,来解决"龙学"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带来结构性影响。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企业资本结构向目标值收敛;在控制区域发展水平、经济增速、省份和企业异质性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债务增减而非权益变更的渠道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其中,高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比低于资本结构目标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样本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高组的影响更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增加了企业的资本调整成本,但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和优化资本富余企业的资本结构。因而,短期内经济政策调整可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但长远来看,资本市场化仍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产率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稳外贸”、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性越发凸显的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何种影响需要从正面做出回答。本文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构建相关指数,系统考察这一影响效应与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非单调,整体呈倒“U”型特征;上述效应广泛存在于多数出口行业中,且国有、高质量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产配置、研发创新等经营特征是不确定性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中介;市场力量与完善的配套措施可以在长期内平抑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冲击,而行政力量则在短期内提升企业对政策波动的耐受性。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仍处于缓慢回升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之后,对华贸易政策始终保持极端高压态势,2018年3月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这对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研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意义重大。该文选取1995—2019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中国出口贸易以及不同类型企业出口数据,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均呈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采取加强贸易信息的互联互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出台出口优惠政策等,来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基于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显著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也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销售存在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公司销售业绩,促使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分析师关注存在掩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分析师关注,导致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减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降低。此外,在产权性质、市场制度环境不同的公司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异质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公司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在驱动因素,该信息披露决策只是公司在销售业绩下滑时的相机决策。因此,监管部门制定可以从本质上促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才是长久之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常会抑制投资,导致股票价格下降.选取中国2003-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估计TVP-SV-VAR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并非仅有抑制作用,在一些时期可以对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构建T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常规的经济增长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产生负向影响;而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投资者情绪,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并非总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可以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生存状况的DSGE模型构建与数值模拟

文章使用DSGE分析框架研究企业生存状况在外生冲击的影响下的变化情况。模型的校准结果表明货币偏好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比较小,但持续时间比较长。而技术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有持续性的正面影响。所以货币偏好冲击对企业的生存状况的作用平缓;由于技术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有积极的影响,所以应该鼓励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期对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思考

基于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发展历程的总结,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更多地被当作一种短时期的政策性工具来使用。因此,通过提高税率获得长期经济利益是有一定难度的。出口退税政策应在营造公平贸易环境的基础上,成为一国调整商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且相对稳定、具有长期利好性的政策措施。同时,出口企业也应提升自身在经营上、产品上、竞争上的实力,以应对贸易形势的种种变化。     

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利用官员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这一发现在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样本的组内相关性以及更替频率的潜在冲击等因素之后，依然稳健。从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高工业化发展地区的企业创新。     

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选择及其发展含义

出口退税是一项各国普遍接受的贸易政策,但由于各国情况的差别,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件使得该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特别的后果,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一个表现而已。从发展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效果向中性意义的回归,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不仅是财富总量的积累,还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出口退税制度改革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随着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出口退税制度再一次成为地方政府、出口企业以及国外客商们讨论的焦点。旨在通过退税机制改革对出口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影响分析,详细阐述其政策效应,同时提出完善退税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以期使出口退税成为促进我国出口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