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相对贫困治理时代问题解析

脱贫攻坚战已迈入相对贫困治理时代,应坚持巩固脱贫成果与构建面向相对贫困治理脱贫长效机制的双轨并行转型思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转型困境,受贫困治理模式、贫困治理理念、行政单一化管理、政绩考核标准等的固化影响,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有掉入贫困循环再生产陷阱的可能。因此,以创新国家减贫治理体系为视角对后脱贫时代脱贫工作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梳理与解构,提出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纾困对策,以建立防止返贫动态预警监测机制为贫困人口平台识别之策;以设立精准防贫基金为遏制返贫预防兜底之策;以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机制体系为贫困治理久久为功之策。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反贫困的模式与道路,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这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城市多维贫困现状及解决对策——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基本完成,从此,我国进入了以相对贫困为主要表现的后小康时代。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出反贫困的相应对策,才能产生解决贫困的较好效益。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基于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的当代思考

恩格斯通过阐明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贫困的时代根源、动态特性、典型难题,不仅揭露了城市绝对贫困现象,而且指出了城市社会凸显的相对贫困问题,并指明了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制度要求。探索我国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要基于坚持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所富含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厚的人民向度、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将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反贫困的路径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阶段城市贫困治理要以统筹兼顾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统筹推进脱新贫与防返贫、统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为基本思路,把健全以公有制推动城市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增强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的机制、构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机制作为实践方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相对贫困探析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论述了相对贫困的产生、加剧及消除。中国各代领导人在反贫困实践中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为相对贫困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和综合性、长期性和相对性、隐蔽性和动态性的特征,相对贫困治理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新时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为指导,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迈进。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人文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与反贫困关系紧密。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会工作持守的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及其秉承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关爱与互助合作价值取向及其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工作模式的基本假设及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其有效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所在。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利益相关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偏差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云南省Y 县G 乡X 村混读班的田野调查

儿童早期发展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反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云南省Y县G乡X村中的混读班为个案,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解释了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庄的运作过程中,学前教育反贫困是如何影响着早期儿童教育的。学前教育在“县-乡镇-村”的运作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价值和对象等方面均产生了认知偏差并在其具体运行中形成了特有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在儿童发展中的价值认知上发生偏差;另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帮扶对象的识别存在偏差。其背后逻辑是: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社会基础,情与理之间的妥协是学前教育反贫困对象识别的机制,固守与变通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精准管理逻辑。在这些逻辑之下,最终导致乡村学前教育反贫困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出现了偏离。为此,需要促进利益相关主体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制定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专项政策,调整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地方性的学前教育反贫困体系。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论职务犯罪惩防一体化机制建设——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惩防为例

当前,中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高发.该类犯罪危害巨大,它不仅使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达不到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会动摇群众政治认同,影响国家长治久安.要从根本上遏制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日益恶化的发展势头,必须加强职务犯罪惩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建立该机制,要统筹兼顾,既要有利于扶贫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又要有利于群众加强监督,切实减少扶贫项目资金经手人员的作案机会,还要有利于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取证,更要有利于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使敢于作案的人最终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服务模式分析 ——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精髓和亮点,但其在实施中面临多方面局限,贫困群体的脱贫动力和需求与国家提供的 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对称性,而社会工作的特性与精准扶贫在价值、专业和机制方面相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局限 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是该进程中的应有举措,在顶层宏观设计层面的思考已有诸多研究,而具体微观层面的介入 服务模式还留有空白。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发现,根据问题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四种服务模式,分别是驻点服 务、定期服务、政府吸纳和非直接服务。但在四种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社会工作人才来源与留住困难、基 层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欠全面的问题,提出强化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健全有效的资金支持与管理体系、引进留住社 会工作人才、加大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