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年间抚州东乡地区的官府与地方社会

明正德六年（1511）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东乡地方发生动乱，动乱平定后，官府于正德七年（1512）设立东乡县。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动乱与设县是对东乡地区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地方性事件”，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正德年间东乡地区社会变动。     

《瘗鹤铭》新语

《瘗鹤铭》原在焦山阴崖石上(《京口三山志》云:“焦山西南日瘗鹤岩,今沦于山麓乱石中”.《明镇江志》云:“铭之所余断石,今在山之西南观音庵下滨江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摹拓”,并见明正德十三年顾元庆撰《瘗鹤铭考》,所引国朝《镇江志》,盖正德戊宣前旧志),铭曰“山阴爽垲”,又曰“瘗尔作铭”(阙文依王昶《金石萃编》补字,规以识之),知瘗鹤之所,近在崖侧矣.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明以后传奇并非喜剧

王国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说影响深远。细研之 ,实不妥。因为 ,明中叶以后的纯悲剧戏剧创作现象已形成气候 ,它符合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弘治之后政权运作与诗文风气转向

在我国文学思想传统中,有工具论与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两条线。如果以正德朝为界将有明一代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落,那么前期是工具论占主导地位,后期则是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占主导地位,其中促成主导角色地位转换的因素固然是多层面的,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君主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的结果。     

古代山水文学发达的原因

<正> 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学是十分发达的。尤其是魏晋以后,经唐宋而至明清的一千多年间,人才辈出,名篇相继。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山水文学之所以如此发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正于雅爱山水的大方之家。 (一) 探讨中国山水文学发达的原因,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中国山水所独具的自然特点。因为,山水文学是以山水景物为中心题材或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山水景物是否具有自然之美,对于山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人说:“当奇境而有奇文”、“江山明秀发诗情”,形象地说明了山水景物只有具备自然之美,才有可能引起山水文     

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

钱谦益主张“文有本” ,这“本”正谓“灵心”、“学问”、“世运”。他批判前、后七子的剽窃之弊 ,反对竟陵派的“幽深孤峭”。他重视“忠臣志士的性灵” ,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从而强调“文学必反映世运”。他尤其提倡文学“善变”论 ,反对文学拟古主义 ,重视文学随时代的变化。由此言之 ,钱谦益重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以试图挽救晚明文学的空疏之弊 ,定立文学所要进的新方向。他上承明代文论而下开清初文论的先河     

昆曲传奇的开山之作——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

<正> 一梁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自署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正所谓多事之秋:内有严嵩父子专权误国,外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一般正直的文人学子,有报国之志,无飞腾之机,梁辰鱼也不例外。据说,梁辰鱼“身有八尺之躯”,虬须虎颧,修髯美姿容。“好任侠,喜音乐”,谈兵习武,“颇著才情”,善度曲,特别于“长套”,王骥德说“梁少白最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论茶陵派之成立

茶陵派之名,源于四库馆臣.茶陵派是一个由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并予以冠名的松散文学流派,是明代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传统积淀等多种因素整合、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而言,其形成深受明代结社风气之影响;就内部因素而论,它已具备文学流派成立的三个层面特征,即盟主意识、统系意识和风格意识.其形成时间上限当在成化九年左右,至迟不晚于成化十三年左右.     

明清厅堂的悬壁书法装饰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传世实物的考察,考证了悬壁书法的滥殇及其在明清建筑中的装饰作用和方式,指出悬壁书法是在明代永乐迁都之后,随着建筑风格的改变产生的一种新的书法式样,突出了书法的装饰功能,要求书法作品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装饰环境的目的。     

明代意象论研究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所特有的一个文艺理论范畴,通常被用来评诗、论画。意象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先秦、唐宋之后,到明代才迎来了意象论的真正成熟。明代人在讨论意象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观点,认为意象要衡当、意象要含蓄、意象要虚构等。这些理论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问陶诗学思想论纲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 ,高扬主体意识 ,破除沈德潜的儒家封建文学理论和翁方纲的作诗规范 ;“性灵诗”必须有创作主体之“天真”与表现对象之“天真”自然凝结为具有“天真”艺术本质的艺术本体 ;“诗发乎情 ,情触乎遇” ,作诗的动因“慨然有感于身世之间” ,这个观点使张诗在抒写性灵之同时 ,能兼及“天下大义” ;主张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但张诗的基本风格是“空灵”和“沉郁” ;崇尚“天才” ,但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炼。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古代词体文学批评概说

词体文学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一格的批评形态.它发端于宋代,承传于元明,兴盛于清代,具有抒情性、感悟性、组合性等审美特征.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