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宋懋澄尺牍的文化透析

宋懋澄是晚明尺牍巨子.他对晚明尺牍小品的兴起与发展均有开山之功.从内容方面看,其尺牍小品明显体现于三个方面:宗教哲理的思辨和调适、摆脱羁绁的努力与挣扎、狂夫之狂的追摹与自恋.宋懋澄的尺牍小品,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是深具"晚明习气"的文学典范.     

东林非党论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以阐明理学为宗旨的学校,在万历辛亥京察中,被一些官僚诬为“东林党”。东林究竟是不是“党”?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课题。天启时期,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王绍徽等人编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以具体名单的形式把所谓“东林党”实体化、组织化,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口实。后世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这种指称,流传至今。本文从几个方面阐明东林非党这一论点,以期引起争鸣。     

论东林讲学议政与明末经世致用之学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针对明末的政治黑暗和学术空疏,讲学议政、急当世之务,提倡学以致用。东林学派开创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整个十七世纪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试析宋濂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

宋濂的理学思想以程朱道学为本 ,兼及心学和事功之学。在其道统文学观指导下的散文创作大致呈现两种态势 :文道合一是主导 ,文与道的游离乃至背离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辩学”——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理路的开端

颜元哲学是一个有着内在理路的思想体系。这个内在理路始于“辩学”对问题的提出与辩驳,经由“明道”之论证,最后落实于“致用”。其中,“辩学”是颜元循着“东林”以来理学批判的余绪,在“经世致用”时代精神的导引下,反思晚明以来“反王尊朱”的学术趋向而根本否定理学,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展开其全部学术批判与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的开端。     

明代言官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个案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动中，党争激烈，门户角立。晚明党争往往由言官发起，并成为其中主导力量。在封疆案中，言官不顾国事，党同伐异，掣肘疆事，今熊廷弼一筹莫展，致使辽东战事失利，明军丧师失地，熊廷弼死于党争，东林诸君子受牵连诬害。言官卷入党争，无论动机好坏，均于国事无补，是导致明朝灭亡的要因之一，而阉党更负主要责任。     

袁宗道的小品艺术探析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他的小品创作是其文学理论的实践。综观袁宗道的小品,其小品创作以崇识尚理、简洁精粹、风趣和雅兼而有之的艺术特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新的探索,丰富了公安派文学的色彩,发挥了公安派先行者的作用,对明代以及后来的进步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试论李玉婚恋传奇中的"重理轻情"现象及其积极意义——以《永团圆》《占花魁》为例

李玉是晚明至清初的戏曲大师.他在晚明创作的以婚恋为题材的几部传奇,摆脱了明末戏曲创作中宣扬低俗情欲的趋向,承袭了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理念,试图以伦理道德来挽救晚明颓靡败坏的社会风气,对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从汤显祖的"情而已"转变至理为先,把情放在次要的位置,以理辖情,以理代情.若脱离时代背景、单从文本的艺术...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东林党议视野下雅文学的区域化转移

晚明以降,东林党议祸至明亡,学术领域内呈现出程朱学与王学的激烈对抗.然而,在其影响下的雅文学演进之脉络却异常清晰,即出现了由吴中到湖北,再到江浙三次重心的转移.这意味着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下,晚明文学的变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矩可循的.     

晚明松江士人冯时可考论

冯时可是晚明松江文坛著名学者、诗人。冯氏勤于耕耘,富于著述,仅诗作即达二千余首。然其生平、著述至今语焉不详,后人对其诗文创作褒贬不一,誉之者称其为诗坛“中兴五子”之一,为天子养士气、生士色,于世运功莫大焉;抑之者指其卑靡蹿驳,无一赞语。文章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详实地考辨,通过考辨指出,冯时可诗虽不能成家,但在吴中文坛仍是一位极具影响的诗文大家,甚至在晚明他也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其诗文创作是那个沧海桑田时代的形象注脚。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