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成果再分配及其政府责任

发展的结果是取得成果,发展的目的是人民享受成果.政府作为发展成果的主要持有者,是发展成果再分配的重要主体,是发展成果的受托保管人与公平分配者.发展是一个成果与矛盾同时并生的过程,政府依公共原则与公平原则进行发展成果的再分配能有效消解发展矛盾.政府进行发展成果再分配的具体职责是:使发展成果的生产具有合法性,防止应当公共产权化的发展成果被私人化,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不平衡的发展成果分配关系,保障公共性的发展成果被运用于举办公共事业和提供公共服务,对处于明显社会不利地位的特殊群体与个体给予特别的社会关怀.     

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私营经济的刑法调整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之一,私营经济在目前已活跃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并显示出充满活力的勃勃生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城乡私营企业已达13.9万户,从业人员达238万人,注册资金有221.2亿元,在创造产值,缴纳税金及商品零售额等方面,均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自党的十四大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更呈快速之势,如沿海的广东、山东、上海等省市和内陆的四川、山西、北京等省市,其私营企业的年增长数量均为1000户以上。但是,私营经济毕竟是属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具有数量大、行业广、经营分散以及成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由此决定在其存在和运行过程中,必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果放任自流,没有必要的组织与管理,就难以健康顺利地发展。因此,把私营经济的生产与经营纳入法制的轨道,以法律手段维护、调整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就是十分必要的。     

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基于三方博弈框架的实证研究

腐败事件频发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的这一悖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诠释。从政府、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并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各方的博弈过程。基于博弈模型的框架,采用省市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私营经济与腐败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并且腐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善市场的缺陷,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腐败虽然能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但也能让政府干预的正效应减弱,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之比较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实力已无可争议地领先于印度.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更为丰硕的经济成果,主要应归功于改革惠及广阔的农村地区、对外的深度开放、"发展型政府"的作用以及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等诸多因素.但印度经济改革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重视发挥本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民主体制虽然效率低下但是也为保持改革的公正性和限制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此外,印度也更为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育等.这些都是印度的长处所在,值得中国在未来改革中认真地参考或借鉴.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印度发展模式研究述评

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很快,综合国力显著提高,逐步摸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印度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于“印度发展模式”内涵、实质、理论维度、成就与意义、问题与挑战等进行了广泛讨论,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归纳和总结不同学者的观点,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印度发展模式.     

循环产业集成模式初探

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或者濒临无法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现有产业发展模式.循环产业集成具有组织集成竞合、食物链网结构、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有机增长以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特点,它是从产业组织模式角度提出的解决生产无限扩大和自然资源有限供给矛盾的创新型方案.循环产业的集成模式应遵循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运行的原则.     

关于印度发展问题的探讨

从印度的IT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核力量展现等方面阐述了印度的崛起,着重分析了印度在大国关系改善方面取得的成绩,指出印度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印度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过程。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与政府宏观管理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政策放宽的程度,以及管理方法、管理水平.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今天,如何改进和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正规、上档次、上水平,逐步向生产型、科技型、规模型、外向型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对新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优惠政策，使我区的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制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活跃、最为迅速发展时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DECGE模型,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给我国经济增长和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减产。而对策模拟表明,所有导致资本流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城乡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引起的产业资本流动,政府主导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投资和补贴,以及转变进城（镇）农民（工）身份,缩小政府、企业对城乡居民转移支付率差距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变化,都可以对农业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其中资本投入促进农业的增产效应显著,而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同步配套改革产生的融合效果更佳。     

论中国经济增长中潜在的分配陷阱——兼评库兹涅茨倒U分配曲线的适用性

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前提条件。分配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引发社会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长期徘徊,从而出现分配陷阱危险。库兹涅茨倒U曲线没有从理论上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分配差距由过高向公平化转变的实质原因,只是一种对社会分配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象描述,对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分配关系没有指导意义。中国要跨越经济增长中潜在的分配陷阱,必须分析可能引致中国陷入分配陷阱的因素,着力解决当前中国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如分配原则认识混乱、政府分配职责不清、经济领域分配不公、权力参与分配、分配斗争方式单一和慈善分配弱小等问题,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如何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亲贫式增长与社区驱动型发展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伴随着环境恶化、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亲贫式增长战略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赋权于民是亲贫式增长的支柱.为了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需要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中嵌入自下而上的社区驱动发展模式,从而形成政府、市场和社区三位一体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     

中印两国增长包容性“不合理趋同”问题

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促进增长收益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性,本文在分析包容性增长长期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从改革启动到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和印度两国包容性增长的"不合理趋同"及其差异性,并从制度层面研究了中印两国包容性增长差异以及"不合理趋同"产生的重要根源。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践行依法行政

弱政府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市场,而一个强政府只有自身强而有力,才能做到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尽快建立"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促机制,在当前我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正确认识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才有条件进一步从消费模式、城镇化、低碳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深入探寻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模式,从需求升级、产业升级、贸易转型、区域经济以及民营资本等方面设计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当前新常态下实现依法行政与经济转型应着重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找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语境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内生变项共融机制的理论分析

一、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在对本国国情认识不足的情况下,纷纷效仿、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或苏联早期实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即常规发展战略,相当长时期普遍强调加速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企图以努力谋求单纯经济增长来自动改善基本需求和社会结构。这种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第一”的战略,虽然在促进经济成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减少不平等、消除贫困、公正分配、寻求人和社会和谐发展、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却收效甚微。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第一”战略愈来愈受到怀疑和批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有关机构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替代发展战略”,包括: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需求战略”,1975年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倡导的“另一发展思想”美国斯坦福大学霍利斯·切纳里教授提出的“边增长边分配战略”,以及公平增长战略、中国模式、印度甘地模式等。替代发展战略同常规发展战略比较,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单一的“增长”,而是“发展”,     

社会发展:社会资源分配的新思路

文章在阐明社会福利的内容及其社会资源再分配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补缺、制度和绩效等三种社会政策模式面临的挑战.作者援引有关研究指出,尽管经济增长通常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同步发展.作者介绍了西方社会发展或发展性福利思想的内容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印度社会与印度型的科技发展模式

印度独立以来,为解决快速发展问题,实现赶越,曾选择了动员体制的现代化路线,但因种种矛盾,近年来又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但印度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其现代化诉求无法与传统社会关系隔断联系,因此其科技进步模式的建构仍然打上了动员体制的深刻烙印.尽管印度的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但这种科技政策的实施显示出科技进步与社会改革的不同步性和脱节性,这种战略性的错位将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对就业的影响

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受财政收入最大化和GDP增长高速化两大目标的驱使,往往会在税费、投资、公共服务等方面,选择有利于经济扩张而不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政策.改革当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以改善地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规范政府行为,不仅是扩大就业的需要,也是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分配的增长效应：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讨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既需要立足商品生产的要素组成，也需要与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结合，而商品生产的供需关系则是勾连两者的“桥梁”。一方面，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积累基础上实现的扩大再生产，代表了经济社会所能实现的供给变化；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决定了经济社会的需求变化，又能够反作用于扩大再生产过程。在供给端，分配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外延式增长模式下的要素投入数量以及内含式增长模式下的要素组合效率；在需求端，分配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总量需求和结构需求。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创新资本投入的提高，有利于实现总量需求平衡和缓解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进而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从政府合法性看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在追求财富的有效增长的同时，要积极回应公民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的需求。从北欧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威权型政府更多地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型政府能将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完美的结合起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也可以看到，政府要处理好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关系，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需要和权力，也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