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词语的临时意义(用法)与固定意义(用法)——邹哲承先生商榷

鉴别词义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有两个标准:语境标准和工具书标准;词语的临时意义(用法)仅指词语在修辞活动中和语法环境(特指词性活用)中产生的意义;词语的临时意义,由于经常使用,逐步成为一种固定的新义。     

谈“可”的意义与用法

根据活动能力汉语里的语素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具有独立活动的能力,即在一切场合都不成词,它们只是非成词语素;另一种是同一语素在一种组合里是词,在另一组合里则是语素.现代汉语语素更多的是第二种现象,"可"就是其中一例.     

词语注释一定要注意语言环境——关于中学文言词语注释的商榷

中学文言课文的词语注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要达到这个要求,词语的注释必须做到恰切、准确。这就要求注释者首先要深入研读课文,了解词语的语言环境,然后再依据这语言环境,或者选用字典辞书的义项;或者参考前人的注释;或者自己作必要的临时引申。这样才有可能做到文言词语注释的恰切和准确。     

词语的临时用法种类、标准及其他——对芜崧先生与我商榷的回答

读了芜崧先生与我商榷词语的临时意义问题的文章（《也谈词语的临时意义（用法）与固定意义（用法）——与邹哲承先生商榷》，《淮北煤师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６－８８页），愚以为芜文至少存在下面一些问题：１．误读了“至少”芜文说：“我们觉得邹先生对词语的‘临时用法’（或意义）范围的界定值得商榷。”（８８页）接着列举了教科书中都见得到的一些修辞手法。随后就说：“这些临时的修辞义，一旦离开所处的语境，便不复存在。何以把他们排斥在‘临时用法’的大门之外呢？”（８８页）我的原文根本就没有圈定“临时用法”的…     

也谈“一(壹)”的用法——兼与陈发喜同志商榷

“一”是古代汉语中应用广泛,语义繁复的词儿,它既可作实词,又可作虚词,在不同的语法结构和语言环境中,它的词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它除了作数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实词外,还可以作副词、语气助词等虚词。随着词性的不同,它的意义也就随之不同;即使是同一词性,由于语言环境的变化,它的词汇意义也随之改变。对于“一”的讨论,自清以来,专家学者们的专著,已论述得不少了。不过,他们对“一”的虚词用法谈得较多,而对“一”的实词用法却讨论得很少。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一”的虚词用法和实词用法一并讨论,以求教于读者。     

词语翻译的语境意义——从“不折腾”的英译谈起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隆重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的一个短语"不折腾"的英译,引起了国内、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引发了不同层面的翻译和语言研究人员以及翻译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从实例中分析日语形式名词“方”的意义与用法

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具体用例,对形式名词"方"的意义及用法重新进行分类阐述。结果表明:形式名词"方"不仅表示人或事物的某个方面,还可以表示场所、事件以及时间。而且,虽说日语中表示人物的名词本身不具备表示场所的功能,但是如果与形式名词"方"相接的话,则可以表示场所。     

也谈现代汉语中“有”的完成体用法——与石毓智先生商榷

由于受到方言的影响,现代汉语的＂有＂已产生完成体用法,但在石毓智《汉语的领有动词和完成体的表达》中提及的四种语法格式中仍不是完成体用法。＂有＂作为完成体肯定标记应满足以下条件：一,位于实义动词前;二,不依附其他语法形式;三,意义完全虚化。应审慎对待处于语法化过程中的＂有＂。     

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

数理逻辑是在普通逻辑发展过程中相对于传统逻辑的高级阶段,而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因此,不能借逻辑现代化的口号用数理逻辑内容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大学文科逻辑教材的任务,是要让学员通过逻辑学的学习,掌握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一般知识,以利于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培养杰出的逻辑学家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出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固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的分析

自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已经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具有地理位置相近、自然资源禀赋互补、出口产品结构相似、进出口贸易互补等许多优点,这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但是,中国—东盟也呈现着出口商品趋同、主要出口对象相似等问题,其一定程度上制约彼此贸易往来。一方面,中国应利用好中东贸易区建设的有利契机,配合区内其他国家,制定好互利共赢的政策;另一方面,要警惕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出现的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的"假象",在继续重视市场规模效应的同时,更加注重商品结构效应。     

论瞿秋白对俄共(布)协调工农关系经验的宣传及意义

俄共(布)农村政策方面的缺点引起农民的不满,俄共(布)为协调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争取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瞿秋白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在当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也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问题——与郁贤皓先生商榷

郁贤皓先生在对詹钅英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的批评中有一些是不实之辞,指责“此书在古籍整理的方式和学术规范上有些问题”。本文针对郁文的不实之辞,实事求是地一一引证詹书,据理进行驳辩。指出詹书无论是在整理古籍的体例上或是在引用他人学术观点的范式上都是一部严格遵循古籍整理学术规范的著作。它既不存在“剽窃”和“抄袭”,据他人成果为己有的问题,也不存在有违犯《著作权法》的侵权行为。恰恰相反,詹书是以《著作权法》为准绳,本着“片善不遗”的精神,尽可能多地为李白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力求全面反映当今李白研究的新成果,方便于人的。它力求有善必录,录必注明,从不掠人之美。本文呼吁学界要有一个良好的学风,遵守学术规范,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莫要个人意气用事,平白地责人以不实之辞。对那些实事求是的批评,则表示衷心地感谢和欢迎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也谈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兼与朱子彦先生商榷

上海大学的朱子彦先生在其《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其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本文认为朱文的这一观点建立在感性化的认识与判断上,缺乏事实依据,很有商榷之必要,故对朱文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     

也谈“雨木冰”——与闵宗殿先生商榷

闵宗殿先生发表于《中国农史》（2002）的文章《不该多此一点——关于“雨木冰”标点的商榷》一文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宋书》五行志和《金史》五行志中,多次记载的“雨木冰”自然现象,校点者的句读“雨,木冰”是不合理的,不该多此一点,也就是不该在“雨木冰”中间加上逗号,认为“雨”是动词,并用翔实的事例证明,“雨”作动词用时,是与后面的名词联而不分的。但考之于典籍,“雨木冰”之间应该加上逗号,只有下雨才能形成“木冰”;同时闵先生把“木冰”看成是“雾凇”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现象。     

也 谈 礼 貌 原 则——兼与顾曰国先生商榷

通过对比里奇与顾曰国提出的礼貌原则,希望找到两者的契合与分叉之处,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礼貌原则的本质,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加灵活地应用礼貌原则,以提高交际效率。     

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与劳动者维权

SA8000(社会责任标准)是一项新的国际认证标准,并越来越可能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门槛”。从短期看,实施这个标准会增加企业成本,对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构成了一定挑战;但从长远看,这个标准的认证又将促使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提升我国企业的全员资质和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对劳动者维权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也谈现代汉语的“主宾互易句”——与陈平先生商榷

“主宾互易句”一般认为是“主语—宾语”的互易现象。陈平曾在Dowty的原型角色理论基础上对此作出过解释。然而他使用的“主语”概念内部有矛盾 ,不能解释汉语复杂多样的主宾互易现象。事实上 ,“主宾互易句”并非是“主语—宾语”的互易现象 ,而是“主题—宾语”的互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