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     

读《再论张浚——兼答阎邦本同志》

张浚最初荐秦桧是尚未认出秦桧是个大奸，不是为了排斥赵鼎；酿成淮西兵变，赵构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咎张浚；诏令岳飞班师，不是由于张浚的奏陈     

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

公元一一三○年九月,南宋川陕主帅张浚集中陕西五路数十万宋兵,在陕西富平同金兵进行决战,史称“富平之战”。这场会战以宋兵惨败告终,并导致了陕西五路的全部失陷。由于川陕战场在宋金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富平之战”对整个宋金战争的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张浚组织这个战役的得失,八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它使南宋永无收复中原之期,“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高宗)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富平之战”是张浚一大罪责。有的则说,富平一战“关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是张浚在抗金斗争中的一大功劳。今天,多数论者对之仍持肯定意     

说说命题作文的写作思路

解释：比喻阴谋败露，将受到惩治。 南宋宰相秦桧，竭力主张投降。感到岳飞是实现对金议和的最大障碍；他指使别人诬告岳飞谋反，把他逮捕入狱。但是，岳飞宁死不屈，不肯招认，秦桧无法将他定罪。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

南宋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后，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为南宋赢得了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的难得时机．但是，由于宋高宗的腐败和怯懦，投降金人，重用秦桧，从而造成秦桧势力的坐大．本文论述了秦桧集团的形成经过、罪恶活动以及高宗、秦桧的腐朽统治，并通过对“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南宋政治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南宋所以不能中兴的原因．文章指出，秦桧死后，秦桧集团尽管土崩瓦解，但高宗仍然执行一条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使南宋政治继续走向黑暗腐败，这不仅使南宋失去了难得的恢复中原的机会，并且隐藏了更大的危机．     

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论陈亮的文风与词风——兼谈陈亮独特词风形成的原因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永康人。他所面临的是宋朝南渡、新政始建、靖康耻未雪的时代。朝廷中主战与主和派斗争激烈,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左右着南宋的命运。直到绍兴25年(1155年)陈亮13岁时秦桧才死。这种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对他抗金复国思想的建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再论“绍兴和议”南宋的主要决策人是赵构不是秦桧

“绍兴和议”南宋方面的主要决策人是赵构不是秦桧,我虽已有论述[1],但尚未尽其说,我觉得下面几个问题还有论析的必要。一、赵构不是庸人持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是“绍兴和议”南宋方面的主要决策人说者,尽管也说赵构不是庸人,但实际上是把赵构看作笨蛋,看作是秦桧股掌之上的玩弄物[2]。因     

南宋台谏取代执政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南宋初建,与宋高宗削除诸将兵权、"决意和戎"处于同一政治过程的,是选择秦桧"专执国命"。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的签订,标志着宋高宗和秦桧达成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同盟。秦桧执政时期,形成了台谏官员特有的升迁路径,先为特奏名、53岁考中进士、七年后通过担任台谏官迅速升迁至参知政事的董德元的个人仕宦历程,是南宋初期以来台谏群体的典型代表。对南宋时期台谏群体的考察,可看到南宋时期"执政免,即以台谏代之"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形成背后,是两宋宰执群体来源的变异,以及南宋时期台谏文书制度的变化。这对于南宋出现的权相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     

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探析

宋代外交以失败而著称,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末年与南宋时期投降主义思想的＂高涨＂。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对敌人以诚相待;求和,要＂屈己＂,要坚定不移,要不惜一切代价。其投降主义思想来源,主要是在强敌面前,完全丧失了奋争精神;极端的利己思想,以＂忠君＂迎合高宗的投降思想,为巩固个人地位,不惜放弃国家利益;以＂保全东南＂为幌子,实为苟且存活。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对南宋后期有着重要影响。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宋孝宗加强专制集权浅论

北宋灭亡后,随着南宋政权在江南逐步稳定下来,高宗朝已建立起一套既能适应偏安政局,又便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体制。但是,由于秦桧利用高宗向金朝妥协乞和的弱点,挟主立威,垄断朝政,成为南宋历史上的第一大权相。秦桧专政对高宗朝皇权造成的危害,为孝宗加强集权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本文拟就孝宗朝集权政治的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联系孝宗朝在南宋历史上的地位,对这种集权政治的作用予以适当的评价。     

辛弃疾论江防

长江,是南宋政权的重要屏障,宋高宗定都临安(今杭州),而不择龙盘虎踞的金陵(今南京),就因金陵距天险过近,一旦金兵渡江便首当其冲.南宋主战派韩世忠、李纲、刘錡、吴拱、张浚等,为长江防御颇费心思.许多文士也关注着朝廷对江防的部署,其中论述之明确、所拟措施之详尽周密者莫过于辛弃疾.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     

“兀术遗桧书”说考辨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岳飞遇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兀术看透了南宋权奸秦桧的投降心理,在绍兴十年郾城、颖昌之战后,遗书秦桧,提出“必杀飞,始可和”的秘密条款,于是秦桧一伙秉承兀术的意旨,加紧罗织罪名,附会成狱,终于置民族英雄岳飞于死地.     

在“不能比”的背后

一九七一年秋,当林贼“天马”裁葱,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彻底暴露了他叛徒,卖国贼的本来面目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愤怒地指出: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比秦桧还可恶,比袁世凯还毒辣,比汪精卫还可恨!可是林彪死党见了,却象有谁在他家祖坟上挖了三锄一样,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反扑,狂吠什么“秦桧袁世凯汪精卫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这些人不能同林彪比。” 诚然,林彪死党只是习惯于把林彪比作什么“天才”、“天马”之类,现在倏地把他与叛徒卖国贼类比起来,凭心而论,这个180°的大弯如何的转得了呢?然则俗话说:“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林彪到底与秦桧之流是不是一类货,不用事实进行比较能作结论吗?“有比较才能鉴别”嘛!     

"便宜行事" 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

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论韩侂胄与开禧北伐

南宋重臣韩■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胄当奸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