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李清照与古文字学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分别作为金石学家和文学家而被人们所重视，论者颇多，但他们对中国古文字学的贡献却很少被论及。本文根据《金石录》等材料对赵李二人的古文字学作了归纳性论述：一，他们对古文字材料的保存流布功不可没；二，他们对古文字材料证经订史之功用的阐述很具体明确，利用古文字材料与经籍记载相印证之例亦多可观；三，反对无事不征、无字不释的流弊，提倡阙疑精神，治学严谨，值得肯定。此外，在器物断代、器物定名、文字研究等方面，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金石录》与莱州

约在公元1121年,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到莱州(今莱州市)任知事,他的妻子,女词人李清照也随到任所.这期间,他们夫妻二人正努力搜求、整理金石资料,为编纂《金石录》作各方面的准备.     

《金石录后序》探幽

提起李清照,便自然地会同她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她的词,以其独特的风貌,独具的格调,独异的情趣,跻身于宋代词家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杰出的女词人.其实,除了词,她的诗文,也写得别具一格,光彩逼人.朱熹曾说:"本朝妇女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见《晦庵说诗》)《宋史·李格非传》也说她"诗文尤有称于时".研究李清照,光着眼于她的词作,而疏略了她的诗、文,总不免有偏颇之嫌.李清照不仅是宋朝首屈一指的才女,而且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奇女子之一.翻开建国以来编选的诸多中国历代散文的本     

《水经注·金石录》序

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过程中,他所占有的资料是十分可观的。除了书内有名可暨的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三十余种外,他还引用了三百五十二种金石资料,为后世在金石学的研究上提供了丰富的源泉。郦道元在他的著述中,非常重视各类碑刻所提供的资料。在不少场合中,他常把他在著述中所无法论断的问题归之于当地没有碑刻可以依据。卷十二《巨马水》经“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注云:     

曾巩《金石录》编撰思想述略

曾巩所集《金石录》五百卷虽已散佚,但通过他留下的十四首金石录跋尾却可略窥其《金石录》的编撰思想。其编撰目的是载录史料;编撰方法是考定补正;编撰态度是严谨认真;编撰作用是传道说理。     

增补《金石录校证》(一)

增补《金石录校证》（一）裘樟松一、序言宋代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的集录和考订专著,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书初锓版于南宋龙舒郡斋;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谫又重刻之。此二本后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也未见重刊。自明以来...     

《金石录》汉巴官铁量铭注者考辨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汉巴官铁量铭”注云: 此盆色类丹砂。鲁直石刻云:“其一曰秦刀,巴官三百五十戊,永平七年第二十七酉。”余绍兴庚午岁亲见之,今在巫山县治,韩晖仲云。《金石录》传世宋本有两种:一是全本三十卷,现藏北京图书馆;一是残本十卷(自卷十一至卷二十),旧藏滂喜斋潘氏,现藏上海图书馆。全本书中版心刻工姓名有胡珏、徐亮、胡刚,宋淳熙三年(1176)曾刻舒州公使库本《大易粹言》,龙舒就是舒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之关系及流传考论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均为明代川籍人士周洪谟所著,<疑辨录>晚出于<箐斋读书录>,是在<箐斋读书录>的基础上取裁并有所扩充而成的.二书之流传一波三折,它们是研究周洪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天鉴录》与《闵忠录》

《天鉴录》与《闵忠录》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有李希佐编《天鉴录》（又名《鉴忠录》，一卷）及李仲华编《闵忠录》（四卷）二书，它们辑录了李毓昌查账时被贪官暗害前后的有关事实和文件。李毓昌，字皋言，即墨县（今即墨市）人。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进士...     

对《〈金石录〉后序》中两处文字的重新解读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两处文字长期被误读 :“余意甚恶”和“彼戟手遥应曰”。其实“戟手”是骂人的动作。这并非李清照用词错误。赵明诚在江宁知府任内的“缒城宵遁”事件 ,使李清照深感失望。因此 ,正确的解读是 :“余意其恶”的“恶”字就该被注音为“w敶” ,解释为“讨厌” ;而赵明诚也明白李清照的讥讽之意 ,故而才会有“戟手遥应”这种骂人的举动     

司马光与《洛游录》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素为艺林所重,但其中关于《洛游子》一书的论断,看来还是有点问题,其言如下：《洛游子》一卷,题司马光,非也。所称乐全子、齐物于,亦莫知何人（卷十一）。陈氏因不知齐物子和乐全子的真实姓名,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认定此书并非司马光所作,未免失之武断。其实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对此曾有明确的记载。这篇记载还被江少虞收人《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一,其中略有异文,现录王氏全文于下,而以括号注明江引异文,以资参考：司马温公化游治中,不屑世务,弃（齐）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李清照《词论》新探

关于李清照的《词论》,学界已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互相之间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小分歧,但对《词论》的大部分问题,却都有了大体一致的认识,似乎不需要再作研究了,共实不然。平心而论,对《词论》研究的深入程度还是不够的。对于《词论》大部分问题看法的一致,并不是由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所取得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原地踏步,即相同意见的不断重复。因此,对《词论》的研究亟待深化,不但有分歧的问题(如对《词论》在宋词发展中的意义的总估价等),有必要续继进行讨论,就是目前大体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也还可以进行新的探讨。本文就是对这种新探讨所作的尝试。     

李清照《声声慢》情感赏析

《声声慢》是李清照晚年的名作,是她颠沛飘零、寄人篱下种种经历和心情的写照。浓郁的愁意弥漫在整首词中,在女词人笔下化为悲剧之美,心灵绝唱《声声慢》应情而生。     

《山左金石志》纂修考

《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所修.《山左金石志》资料丰富,阮元及其幕友的搜访、毕沅的收藏、金石同好间的交流、山东地方官民的提供以及对已有文献的援引等,都是其重要来源.《山左金石志》始纂于乾隆五十九年,次年初成,嘉庆二年刊刻.     

李清照的《词论》与创作新探

本文在考察制约词体演进的多重因素及其演生历程尤其是苏轼评词论词之风对词学理论推动的基础上,对李清照《词论》所倡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其间凝聚了李清照个人创作上的体验与心会。同时,这种理性自觉也体现于作家的创作之中。     

《临济录》与黄檗宗旨

《传心法要》在诠证心体上独步古今,《临济录》在呈示机用上堪为典范。黄檗希运和临济义玄是临济宗的共同创立者,《临济录》的基本精神是黄檗宗旨。临济施设与黄檗宗旨是用与体的血肉关系。执皮肉而失其骨髓,死在临济句下,临济宗徒剩躯壳,是杀临济而非活临济;由皮肉而达神髓,由骨髓而有皮肉之用,不拘滞泥执于成句,才是活临济,才是临济思想影响不断拓展的奥秘所在。临济对黄檗希运禅法及后世对临济禅的创造性诠释,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启示。     

张其淦与《东莞诗录》

东莞籍名流张其淦于晚清至民国间编纂了广东最大亦最重要的县域诗歌总集《东莞诗录》65卷。此书是在前贤的基础上完成的。明陈琏、祁顺曾编《宝安诗录》初、续辑,蔡均曾编《东莞诗集》,但均不传。清邓淳与罗嘉蓉所编《宝安诗正》,罗嘉蓉与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续集,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再续集,为《东莞诗录》所直接取材。由于广采资料,且纠正了邓淳狭隘“诗教”观之偏失,《东莞诗录》后出转胜,取材更宏博,内容更丰富,安排亦更周详。不过该书也存在裁汰过严及替古人改诗之缺陷。附《东莞诗录》而行的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诗学书目鲜少著录,实为有价值之文学批评著述。它以莞诗为品骘对象,评论笃实,对诗家及其作品往往有到位的点评。由于受作者的遗民心态影响,《吟芷居诗话》对遗民诗人极力表彰,对“贰臣”诗人则大加贬斥,既因人而存诗,亦因诗而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