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嵯耶:“中国造”的洋标签

阿嵯耶最先见于云南地方史料《南诏图传》,但从史源、史料真实性、南诏佛教具体内容等方面来看,不能认为《南诏图传》所说是真实的历史.从南诏历史来看,南诏具备强大国力和独立政治后,欲与唐约为兄弟或舅甥,却被唐中央根据《春秋》大义,要求像以前一样向唐奉表、称臣、贡方物.南诏为了使自己较以前有更高的地位,一方面淡化其受唐朝支持和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表达南诏与印度文化有密切关系,以便抗衡汉文化.阿嵯耶是南诏在试图建构足以抗衡汉文化的文化体系时创造的“梵名”,是南诏处理其与唐关系时,力图争得与其国力相当的政治地位而创造出来的洋标签.     

《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旧唐书》史料来源论证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刘昫监修的一部反映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二百卷。北宋时由于史书编纂思想已与五代有了很大不同,政府下令重新编修唐史,称《新唐书》。《新唐书》问世使《旧唐书》受到冷落,六、七百年里一直处于被否定地位,直到清初才转变这一局面。乾嘉时期,人们把《旧唐书》抬到与《新唐书》并重的地位。为什么如此?这当归因于《旧唐书》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而史料价值出自史料来源。因此,本文着重论证一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最早的民族学院

在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多次通过外交手腕诱劝南诏异牟寻重归唐朝,南诏清平宫郑回也力谏异牟寻归唐,因而促成了双方在苍山神祠达成协议。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德宗派遣袁滋等出使南诏,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金印,事隔六年(800年)异牟寻派遣使者和乐团赴长安向唐德宗献演《南诏奉圣乐》,从此加强了民族团结和边防永固。唐朝为了维持与南诏的和好关系,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创办学校等,《新唐书·南诏传》中说,异牟寻“又请以大臣子第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     

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

1 从昆明至南宁的滇桂间交通至迟在唐朝已经畅通。《新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记载,乾符五年(878年),南诏遣使至邕州(南宁)通和,岭南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使南诏,至善阐府(昆明)而还。《唐会要》卷99载,徐云虔出使曰:“(自邕州)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闸府。”《新唐书·西原蛮传》又载:“邕州节度使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这里的“二洞”当指居住在左右江的黄洞、侬洞。该通道曾是唐朝、南诏互派使者的交通路线,也是大中、咸通年间南诏进扰邕州的行军路线。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南宁府》载:“唐时,左右江盖南蛮(南诏)入寇之道也。”《册府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

云南大理县的太和村(古称大和城),是唐朝时代南诏建国的第一个古都。 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南诏)主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其他五个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了以“鸟蛮”为主体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次年,皮罗阁定都大和城。从此,大和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蛮书·六(贝佥)》记载:“大和城……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此大碑即今存于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     

唐代陕西进士考述

唐代陕西进士历来受学者关注，依据《陕西通志》、新旧《唐书》等史籍对陕西唐代进士进行考证，以此为基础，分析进士地理分布状况，并从统治者、进士个人，以及官僚主义方面阐释各种因素的作用。     

略论唐诗处理历史题材的三种模式

唐代诗人继承唐以前诗歌融合历史素材的手法,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诗人善于选择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历史情境式等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建构历史要素,使历史成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或局部结构,以此达到史在形式上向诗歌的转化。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受到史传文体样式的影响,是史与诗文体结合的产物;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是更具诗歌艺术传统样式的文本模式。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了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证明唐代诗人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丽江古城形成探说

丽江古城的形成历史了长期的过程,它的雏形是唐代的三赕城.本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对相应的史实也进行了考辩.     

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成就

汤显祖在其政治改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他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 ,强调人才的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 ,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事势的左右 ,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应重视其主观动机。他还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和文献的整理 ,曾校订《册府元龟》 ,又重编《宋史》 ,特别反对正史中立道学传 ,这对清初修《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宋史》的诸多改编 ,则是他的情理兼顾主张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反映     

阿史那献生平辑考

阿史那献乃唐代突厥族名将,唐朝首任伊西节度使与首任碛西节度使,所主持的定远道行军乃是唐与大食全面较量的开始,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两唐书所记事迹简略,文章广泛收集有关汉文与粟特文史料,钩沉、索隐,基本上复原了其生平活动。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东观奏记》史料来源考索

《东观奏记》是唐代的一部重要杂史 ,其材料多为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著所采撷 ,故弄清《东观奏记》的史料来源就很有意义 ,通过考索基本弄清了这一问题。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书名变异考--《唐人著述考》之一

对比<旧唐书>之人物纪传所记与<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得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所载唐人著述名称与原书名有所变异者48种.     

朱文藻之《金鼓洞志》编撰特点论略

朱文藻是一位浸染于乾嘉考据之风的学者兼作家型人物,他的这种特质在《金鼓洞志》的编纂中得以体现。《金鼓洞志》以鹤林道院为轴心,叙考了清代全真教龙门派金鼓洞支派的发展情况,同时对栖霞岭北周边诸胜进行了描述和考实,相较一般的道观志,史料价值突出,眼界更为开放。《金鼓洞志》贯穿了史学与文献学会通的思想,其中既存录有大量的历史、宗教、文学等文献资料,又不乏基于历史考证方法的辨伪存真,体现出严谨的乾嘉考据学风,从而具备了较为明显的学术著作特点。朱文藻以往《崇福寺志》《洞霄续志》等相关道观志、佛寺志及《西湖志》《武林坊巷志》等地方史志的编纂经验,深刻影响到了《金鼓洞志》体例的安排和内容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