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交往”

教育生成人，要在“交往”中进行。“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和“个体交往”的双重交往行为。即，“教育交往”首先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着力点；其次才是由人的主观努力、意志来承担的“个体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扩展形式。     

律师会见权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及被指控人沟通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首先,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度,它“继承和更新了文化传统”;其次,它主要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再次,它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并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东西方文化话语与"交往理性"

萨义德积极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其强调消解而忽视建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东西方文化要实现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同时,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雅斯贝尔斯交往视界中的教育思想及启示

“交往”是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一书的核心范畴。他将交往视为真正的存在,标志着生存—超越者关系,交往获得了本体论上的意义。他从交往视界出发,界定了教育的内涵,反对训练与控制的教育方法,提出对话是探索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并强调教育要加强历史的交往,赋予大学展开“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任务。目前,中国大学存在主体性失衡与主体间性失落的问题,促进“交往”成为中国大学人的生存方式。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修辞学意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开启了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研究发现:修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目的性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文化要素的分析揭示了文化语境对修辞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且修辞对文化发展同时存在推动作用和负作用;交往行动需要交往理性的规范,修辞活动也需要修辞理性的规范,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辞活动;修辞能力的培养需要以交往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应该在语言技能、知识储备、修辞手段、劝说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些能为修辞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启示。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另一维度交往

马克思基于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来解释和说明交往范畴，不仅揭示了交往作为人的活动的前提，而且揭示了交往的否定方面，即“非人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的批判维度，从而实现了对抽象的“人”及其关系的彻底颠覆。而当前盛行的把马克思交往范畴的革命性意义归结为主体间性、主体际等思维方式领域的变革是值得商榷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三重理性意蕴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上的诸多弊病得以革除，而且还使中国的发展态势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洪流交融汇集。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其改革开放的思想至少涵涉三重理性意蕴：一是以“崇实尚行、试错创新”为要旨的实践理性意蕴；二是以“对话沟通、和而不同”为意旨的交往理性意蕴；三是以“功用效果、民心向背”为判据的实用理性意蕴。实践理性意蕴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依赖型到自主型的跃迁，交往理性意蕴揭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从孤立型到开放型的转变，而实用理性意蕴则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先验理想型到经验实在型的嬗变。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说“孝”与“教”──中国传统伦理与传统教育

说“孝”与“教”──中国传统伦理与传统教育于述胜教育作为人与人之间精神交往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之中并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而进行的。在这种活动中，社会伦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教育活动得以展开的文化前提，也是教育过程的重要内容。不同的伦...     

智媒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技术文化互动史的视角

人们历史持有或现有的传播时空观是信息传播系统与运输系统共同介入人们交往活动后所产生的文化结果。该观念伴随着两大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行动及社会关系。目前智能媒介深度发展,新的传播时空观可能生成,并对个人与社会产生新的影响。以德布雷“媒介圈”概念为理论框架,以技术文化互动关系为视角重新审视传播系统介入人类交往活动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并根据目前智能平台逐渐下沉为社会基本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向。判断具有万物皆媒、人机相生、空间媒介化特征的“拟态圈”出现并控制未来传播活动,而人们将以数据为中心开展社会互动。该互动模式可能给人们带来高度个性化、人性化、自由化的“时空自由”观。     

“话语霸权”与“失语”现象的消解之路——师生对话交往模式的建构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一种“独白”式教育,它导致了知识传授中的单向灌输,师生交往中情感的缺乏,道德教育中学生的“失语”等一系列弊端的出现,进而最终导致教师“话语霸权”和学生“失语”的后果。“对话”是一种与“独白”截然不同的交流方式,它需要在场主体充分地、平等地、饱含感情地进行沟通,而不允许任何一方出现“话语霸权”。对话式的师生关系可以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教师对学生精神、人格的影响力,因而立足于“对话”基础上的新型教育能够有效纠正“独白”式教育的弊端,最终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师生认知交往在当代学校教育中的缺失与建构

“应试教育”是工具理性在教育领域肆意扩张的结果。这种理性主义教学范式下的教育是无“人”的教育、无“我”的教育、无“用”的教育。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为我们解决当代学校教育中师生认知交往的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根据哈贝马斯对人的认知活动的分析,应从师生交互主体性、制定或论证共同遵守的认知规范以及知识创新等方面构建认知交往的教育模式。     

理性的假设:主、客体关系

不同理性包含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假设。工具理性的假设是主客二元对立 ,它赋予工具理性能有效地操作客体 ,但工具理性却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儒家理性的假设是主客合一 ,但它使人在面对客体的约束时无能为力。交往理性的假设是通过真诚的交往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上达成共主体关系。它能克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状态 ;但这种借助语言的交往无法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 ,要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待于理性的进一步发展。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从现实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它将当今全球性难题的解决同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从理论逻辑看，它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从时代价值看，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激发了其当代活力；它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中华文化魅力，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使中国的发展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它建构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博弈思维范式。     

关于交往与教学交往的哲学认识

交往理论是本世纪国际上最具前沿性和交叉性的课题之一。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上认为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从交往的视角看教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即交往，没有交往就没有教学。教学交往是教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是交往主客体本质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     

人文精神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主题

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现实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与超越，在具体形态上指特定环境里各类精神价值的综合。本文追溯了人文精神在其文化演进中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人文精神的当代主题，即催生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强调指出，促进现代交往与对话是建构当代人文精神首选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