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观语境的道德冷漠生成机制分析

道德冷漠的生成机制既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背景,又具有道德系统本身运行的内在规律性.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转轨、政治架构和文化建设构成道德冷漠生成的宏观因素;政府公信力、经济组织(企业)的诚信守法、社会团体的行业规则和职业操守构成道德冷漠生成的中观因素;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构成道德冷漠生成的微观因素.道德冷漠实质上是道德主体对受助者缺乏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从而在道德实践上不作为,其微观生成机制主要有个体道德抑制机制的受损、个体道德奖惩机制的失衡和个体道德心理机制的缺陷.     

基于道德冷漠视阈的高校德育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集体性良知麻痹行为,是一种病态的道德心理,带有非常严重的人性和社会后果,也给高校德育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高校德育不能冷漠,应该通过加强公共精神、道德责任、道德能力的培育等多种方式来抵御道德冷漠的蔓延。     

情境与阈限: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的理论致思

面对“绝天地通”与“礼崩乐坏”之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早期儒家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政治致思。在其伦理政治致思当中,道德的维系问题也随之凸显。而把经验的观察上升为先验的原则和重传统的保守倾向,则塑型了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伦理王国的达致,不同的人在道德维系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影响,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否则,不仅“礼崩乐坏”,而且天下也将“无道”可言。     

论网络伦理的构建

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造成了伦理方面震荡,出现网络伦理。网络伦理存在着道德冷漠现象,而且在网络伦理中道德开始异化、失范。网络伦理建设的途径有：加强网络执法力度;加强研究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和管理。     

青境与阈限：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的理论致思

面对“绝天地通”与“礼崩乐坏”之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早期儒家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政治致思。在其伦理政治致思当中，道德的维系问题也随之凸显。而把经验的观察上升为先验的原则和重传统的保守倾向，则塑型了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伦理王国的达致，不同的人在道德维系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影响，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否则，不仅“礼崩乐坏”，而且天下也将“无道”可言。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论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现象

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已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其存在是我们民族（社会）凝聚力的一种缺 损,是国民精神支柱的一种剥离。“冷漠”现象的形成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心理变化、人的 精神追求等许多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消除中产阶层的!冷漠"应从如何理顺社会关系的失调入手&具体 措施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道德法律化促进道德发展等。     

德福一致的问题实质、可能路径与理想形态

德福一致问题是人类在遭遇道德危机时会反复追问的重要问题,它既会影响行为者道德意愿的强弱,又会影响共同体道德水平的高低。德福一致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德行与共同体的幸福能否一致,也不在于德行与行为者的精神幸福能否一致,而在于德行与行为者的物质幸福能否一致。行为的道德性质取决于它是否合乎自由规律,幸福后果取决于它是否合乎自然规律,自由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分离导致合德行为并不必然给行为者带来物质幸福。要建立德行与行为者物质幸福的可靠联系,需要以共同体主义超越自由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合社会性”打破“合自由性”与“合自然性”的康德式分离,使合德行为可以因为必然合乎社会规律而获得来自社会的物质幸福。严格避免“因善得祸”和“因恶得福”,才有可能遏止道德冷漠现象的出现与蔓延;全面实现“因善得福”和“因恶得祸”,更有可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论儒家道德伦理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分辨道德、伦理之不同涵义入手,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内容、特色及其与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就人文意义而言,儒家的“道德”是对人的本性及其行为准则的内在自觉性的规定,儒家的“伦理”则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秩序性道德,即人际关系之理。儒家就本质而言是以道德为本位而非以伦理为本位的“仁本礼用”的道德形上学。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德性原则、伦理原则、修养原则三大方面,其基本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位,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根本精神乃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根本精神及其一系列道德伦理原则具有永久性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情感类电视节目中“消费苦难”的道德考辨

情感类电视节目热衷于消费个体苦难以博得观众同情,赢取高收视率。以异化“消费苦难”的职业性行为来唤起社会大众内在的情感认同继而获得收益,已成为情感类电视节目制作者的一种营销手段,其本质反映的是对人性的消遣、对情感的消费和对道德的亵渎。从哲学语义来看,“消费苦难”是以引起道德感动、情感认同为内需性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人实现积极社会化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人自由发觉自身“善的系统”的一个过程,具有情感性、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特征。异化“消费苦难”使情感类电视节目存在道德认知失真、道德情感失真、道德判断失真、道德行为失真等问题,必须通过坚守道德底线,排除道德真空;牢筑职业道德,重视行业伦理;恪守道德情操,提高道德判断;完善制度规定,明确行为责任等路径实现“消费苦难”哲学语义的回归。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

道德是随着人类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的创造而出现的,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人类道德的获得是通过后天的道德社会化而来的,是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学习道德规范、内化道德价值、培养道德情操的过程。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也常由于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而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和失败,出现道德冷漠和不道德的社会行为,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感、正义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使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必须引起全社会人的关注。本文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当前社会道德冷漠的成因进行梳理,进而探求其对策。     

“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构建

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尊卑有等、重视整体、推崇道义、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明传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成功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集主观伦理精神与客观伦理秩序于一身的"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统道德向生活秩序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社会道德生活成功构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道德传统与社会再生产

如果说认知结构来自于社会世界的结构,那么再生产就意味着认知结构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结构。民众伦理和精英伦理作为传统等级社会两种行动主体的道德惯习体系“中介性”地促成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其中,民众和士绅在分工意义上的道德实践共同发挥着作用。本文尝试从道德传统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出发,来推究这种分工所蕴含的伦理及文化矛盾。     

道德冷漠的制度研究——基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分析

本文从道德冷漠与制度要素的关系出发,探究道德冷漠的制度性诱因和制度性障碍,再以不同类型的制度为视角分析制度性要素对于人们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不同影响,进而构建消除道德冷漠的不同类型制度的具体策略,以期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德性与规范的统一:道德重建的现代选择

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进程中,道德模式经历了从德性伦理向规范伦理的转换。规范伦理为现代社会发展制定了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规则,却无法解决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冷漠,使得人们免于陷入价值迷失、道德沦丧的精神困境。社会道德不是道德自身独立展开的过程,而是自律与他律、个体自觉与社会调控的统一,是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互动。道德完善的途径,不仅需要完善的规则支撑,更需要个人内在德性的培养与全社会的配合。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试论大学生积极道德人格的培养

当前大学生道德人格发展中,出现了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道德情感冷漠、道德信念缺失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应培养大学生积极道德人格。要挖掘和塑造大学生的积极道德品质,加强大学生的积极道德体验,以使他们形成稳定的积极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