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平台的社会风险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给社会风险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平台普及能否驱动横向协同治理的发展,亦或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管理特征,目前在理论和经验范围内仍未有定论。数字平台的社会风险治理模式包含横向协同、垂直协同、横向-垂直协同等多种协同模式,其中横向协同和横向-垂直协同是应对投诉和求助事件的主要协同模式;垂直协同和横向协同能够显著提升对公众诉求问题的解决程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回应诉求耗时;横向-垂直协同在风险治理效率和效果方面均具有较好的优越性,其在显著提升问题解决程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回应诉求耗时,从而揭示了社会风险治理在数字化转型中并不是沿着单一维度和方向进行的。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民法典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石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被奉为至理名言,从而在民法典中奠定了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石,进而人们把《民法典》奉为“公民的权利宣言书”。诚然,民事权利保护是民法典的出发点,也是民法典的落脚点,但这远远不是民法典之所以伟大的全部。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构建的视野,对民法典的社会价值略作管窥,会发现民法典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应该遵循的诸多基本规则,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社会生活的义务底线,民法典也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蓝本,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原则和责任体系使社会治理中责任承担机制有了刚性依据和强制力保障。因此,民法典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法治社会的法治基石,必须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社会功能,让民法典真正走近群众,实现其社会治理效能,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和鲜活的中国社会实际为根基,使我国的民法典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社会治理的法治之维——现代法治的理论展开

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类型,"启蒙法治观"并不能囊括众多法治类型的个性。社会治理概念预示着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理念之确立,它的实践维度内在地蕴含了"良法善治"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展开的,社会的基础性意味着自主性的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则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规范和引导,这是现代法治谋划的基本场域。社会治理的法治意义及方法论价值在于确立了自治在法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简约化的法治精神,展现了自主性作为法治基本精神的重要属性。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加以勘察,则社会治理包含了一种关于平衡的法治理念,这同时意味着法治的边界意识。     

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问题研究

国家顶层设计的加速优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精准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目前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主要存在缺少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基础理念支撑、统一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核心要素指引和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制度规范体系等问题。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应当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以立法的统一规范功能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共识;二是以立法的制度统摄功能凸显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三是以立法的制度整合功能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设区市地方立法应当以“集约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框架,以“本土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规范,以“落地化”立法思维强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操作性。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利话语和关系话语

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间的良性关系。因此,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然而,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理问题时,作为法治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利话语却遭遇了许多质疑。对权利话语的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的分析可以表明,权利话语在西方社会遭到的批评并不足以证成其在中国的困境;相反,以特殊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特点的关系话语才是该问题的原因。     

数字正义的时代挑战与司法保障

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是司法系统的时代命题。数字正义的内涵在变革中日趋丰富,体现出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和正义需求。技术变革是数字时代数字正义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基础,也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机制。然而,数字技术具有效率导向的内生特点,易与实现数字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数字正义的实现要求在享受到技术红利的同时又不减损司法精神价值。数字正义实现的基本思路,是在有效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在司法过程的每个环节、司法体系建设的每项制度中落实,以实现司法能力的提高;数字正义的实现还需认知协同、资源协同与制度协同;数字正义实现有赖于司法保障制度,应以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司法公开、多元主体共治构建司法模式,以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提高司法能动作用作为司法供给建设目标。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治理到底应在哪些方面对已有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予以继承和超越却较少有人系统回答。为此,以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和文献分析法,发现社会管理创新集中在价值理念、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政府职能整合机制三方面,在行政化推动、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机构规模扩大、创新均衡性等方面问题突出。这些经验和问题是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的动力和提升方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要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     

试论当代国际社会的法治基础

探讨国际社会法治的目标和现实路径是全球化时代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国际社会的内涵及其与法治的内在关联角度,探讨了当代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作者提出,国际社会实行法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其现实基础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内在变化,并认为国家原子化、从无政府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以及从地缘政治向新型政制模式转化的三种变革趋势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建设法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司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途径。司法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在高效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同时,促进社会平稳运行。司法的现代化的提升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它以促进现代公权力合法行使,化解新型矛盾纠纷,推动权益保障时代化以及推动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等功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司法人员解决社会新问题能力欠缺,回应社会现实所需滞后,司法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不足等问题。需不断提升司法工作者能力,紧跟时代与民众需求,完善工作机制以嵌入现代化治理格局,从而实现司法功能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关于对枣庄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

为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工作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一体化和管理精细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提高群众满意度,枣庄 市市中区于2014年在枣庄市率先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并将其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作为提升社会 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实际出发,总结归纳出了 “5+4”（“五项措施”、“四项机制”） 的主要做法和成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市中区实际和先进经验,分析了对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和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精神力量

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文章从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圭臬、灵魂和依托,凝聚思想共识,加强系统治理;培育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理;重视道德教化,实现综合治理;塑造良好心态,注重源头治理等方面进行讨论。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经验及路径——基于广州的案例研究

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枢纽性、统筹性、联动性等特征,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通过广州的案例,从党建引领、德治为先、法治保障、共治参与、智治运用几方面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为各大城市下一阶段的市域治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模式研究

在新时期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领域,由政府直线领导下统包统揽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维持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同时,一种更加重视民生的,多元治理主体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得以推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着重研究如何从实践中找到网格化与政府治理的契合点,从而充分发挥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