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孔子义利观再议

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 ,我们认为 ,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尤为精湛。一、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问题 ,或义利之辩 ,在孔子之前就早已有之。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思想家和实践家 ,孔子对义利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 ,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义利思想体系。对于义利的含义 ,孔子认为 ,“义” ,指道义 ,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利” ,指功利 ,即人们的物质利益。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 ,孔子认为 ,义利既不可分割 ,又以义为先 ,以义制利。要求人们在谋求利益时 ,要符合道义 ,见利思义。依据上述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 ,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先…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义利观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其精华和糟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剥离。笔者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制利”、“兴天下之利”的思想是其合理内核,并论述了儒家重德尚义的义利现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弘扬以义取利的道德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儒家义利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四个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是我们党一贯的重要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呢？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四个统一。一、坚持“义”与“利”的统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义”,不进“利”;另一种是重利轻义。实际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今于我们所说的“义”,是社会主义的义,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及一切有利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利”则是个人的名利,如名誉、地位、金…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论孟子义利观的困境和出路

基于“先知先觉”的英雄史观的思维模式,孟子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要求统治者“先义后利”而民众“先利后义”,将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无视义寓于利﹑利寓于义的道理。孔孟仁政的实质是人治,其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性善论”),在政治实践上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人治的出路在于法治。只有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展现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     

“义利之间”看《三国》

《三国演义》以“义”贯穿全书,凸显了义利取舍对于人物道德评判的重要作用.小说在“拥刘反曹”的思想框架下,刻画了众多在义利取舍问题上颇具代表性的不同人物,表现了坚持正义、惩恶扬善、公而忘私、避辱趋荣等种种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特别是以义为上、公利为先的思想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义利之间”是读者打开认知《三国演义》中众多人物的道德面貌和美学价值之门的一把关键钥匙.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门红卫（一）义利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哲人们就开始了义利之辩。在孔子思想中，“义”含有应当之意，引伸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功效。按孔子的看法，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本身具有至上的性质，他说：...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传统义利之辩的现代启示

市场经济体现着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如何评价和处理不同主体、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重新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与“利”之辩,将是很有裨益的。 义与利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程颢言:“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也有“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的话。义利关系就是社会理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它产生于原始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义以生利”思想对企业诚信建设的启示

"义以生利"思想是古人留下的宝贵思想,属于"义利现"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它萌芽于孔子之前。目前国内学者对"义"与"利"的研究大多都是关于谁轻谁重的问题,而笔者则重点是研究"义"与"利"的相关性问题。并且笔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完成"义"与"利"的相关性分析。此外文章根据"义"与"利"正相关的结论分析了"义以生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企业诚信建设的一些启示。     

论崇义兼利

论崇义兼利江锡华“义”和“利”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必然产生的一对道德范畴而引起所谓的“义利之辩”，是古今哲人共同探讨但又悬而未决的干年论题。“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①“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②从主观上讲，不同的观点缘于其哲学观、人性观上的差异，见仁见...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