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谈伦理”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研究对象

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以“商谈伦理”实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罗尔斯则认为公平正义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倘若抛却两位大师的理论纷争,以一种融合的视阈来重新审视商谈伦理和公平的正义,重构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商谈伦理为公平的正义奠定并给与了持续的合法性,而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则为商谈伦理设置了效力边界,注入实质的价值内核,为防止多数的暴政限定高压线,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耦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规范的依据,并能有效地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     

商谈法律理论视野下中国立法反思

在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寻求公平的立法以输出分配正义、建立集体价值共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入手,通过商谈法律理论为立法公平找到了正当性基础。因循哈贝马斯的理论,完善我国立法商谈机制,就应当树立主体际的立法观念,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以合理化目标规范商谈程序。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论诉审商谈主义的民事诉讼构造观——兼及对民事诉讼法修订与完善的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正处在新一轮修订过程中,民事诉讼构造观应当引领民事诉讼、凝聚裁判共识、修补社会裂痕。基于此,可以考虑以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哲学作为建构民事诉讼构造观的方法论,从而建构一种能够促进诉审之间商谈的民事诉讼程序,且以商谈来促成裁判的共识性基础。就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来看,亟须采取的修改与完善的措施,是增加规定法官的心证随时公开义务和法律观点充分阐明义务,以此来促进诉审之间的商谈,使裁判能够在诉审共识的基础上达成。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共产主义社会的“团结”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在实践中走向了理论的反面，其根源就在于现实实践中。强行限制”的团结模式，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的u原则和D原则，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正义原则，都已经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提出了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团结”问题的两个原则：底线伦理原则和商谈政治原则。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价值趋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当前,政府与公民的疏离成为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商谈民主理论主张公民通过辩论、协商、对话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为代议制民主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商谈民主视角,本文从政府官僚组织、公民政治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对话机制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主要障碍,提出通过政府自身改革、培育理性现代公民以及构建公民参与的"话语权"保障制度,以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     

商谈伦理学及其对现代家庭伦理建构的启示

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认为交往行动实际上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关系,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道德规范的认同和维护是通过商谈形成的。这一理论对建构现代家庭伦理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世博话语的模态构建——以2010上海世博会国家馆为例

针对世博话语的构建,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及福柯话语理论为基础,讨论了世博国家馆＂多模态语篇＂性质及＂新话语＂构建过程,分析了世博馆数据特点,从＂多模态语篇＂五种交际模态视角解读了＂世博话语＂组合案例构建过程。研究发现：＂多模态语篇＂展示了各国文化并诠释了世博主题。结果证明：多模态话语分析是＂世博话语＂构建研究的必经之路。     

外语教师课堂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考究

话语标记语是外语教师课堂话语中颇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话语功能。以认知语用学为理据,结合自然的教师课堂话语语料,分析了外语教师课堂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揭示出课堂话语标记语不但是课堂教学中语篇组织的语言机制,而且是教学过程中动态顺应策略的显性依据。同时,研究结果对外语教师课堂话语标记语的合理使用,教学效果的优化也有所启示。     

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在知识与权力的作用下，体现为社会实践中权力机制的实现手段，它远远超出语言学中所解释的关于语言学中话语的意义。而社会秩序的存在也表现在话语秩序上，其中的核心就是话语的压制与被压制。     

生态适应观照下的中国政治话语翻译

中国政治话语翻译是以外国读者、受众为目标,将源信息由汉语转换成目的语并对外发表、传播的过程。中国政治话语的规范翻译是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中国政治主张、治国理念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具有传播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生态适应论为指导,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就我国政治话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生态的能动选择与适应策略进行了论述。本文指出：政治话语的翻译过程就是译者能动地就政治话语的宏观生态环境,即源语目的、源语语义、源语特征及目标语言、文化等进行适应、选择的过程。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论话语对政治的三重影响

政治对话语实施外部控制,同时话语也对政治产生三重影响:话语构造政治对象,政治对象的形成源于话语对其的确认、区分、转换;话语生产知识和权力,规训话语主体,并造就单向度的人;话语建构历史的连续性和政治的整体性,形塑政治共同体。     

小学英语教学的多模态话语符号分析及应用

多模态话语符号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协同运作,有利于提升语言教学的效果。本文以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为研究基础,就教学中的感官模态符号、情境模态符号予以分析,从多模态课件开发、课程资源开发、微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情境教学、英语歌曲歌谣教学几个方面提出小学英语教学中多模态化教学的策略。     

语篇连贯与英语教学

用运语篇分析理论论述了英语教学的模式和任务。语篇教学把连贯作为评价语言质量的标准。在英语教学中,语篇连贯教学模式注重英语教学的整体性,有利于提高学生整体的英语水平,这一教学模式是提高外语整体素质的有效方法。根据英语教学中师生角色的不同,教学模式分为五种。文章用语篇连贯法分析了听力学习的三个层次:听准音、听懂音、理解音;写作的三个层次:情景连贯、意义连贯、形式连贯。通过论述,说明了语篇连分析教学法的优势和对教师素质的更高要求。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     

认知语境与话语歧义的解释

话语歧义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它产生于言语交际双方所依赖的具体环境。认知语境观揭示了生成和理解语义的认知心理理据。认知语境是传统语境内在化的结果,它可以使歧义结构的意义具体化。本文探讨了话语歧义的成因以及认知语境对语义歧义的解释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