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扬雄《法言》、《太玄》疏解著述考

从中唐到北宋,面对佛道的冲击,为了重建道德文化秩序,儒家诸子得到士人的普遍关注。其中,在北宋神宗时代以前,杨雄最受士人尊崇,对于《法言》、《太玄》进行注疏、解释的相关著作也蔚为大观。本文即从史籍中爬梳北宋时期的相关著述,以为进一步讨论杨雄在北宋的地位与影响提供坚实的基础。     

南宋李接起义

南宋初年广西爆发了李接起义,本文拟作一浅显的论述。南宋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剥削。赋税苛敛远远地超过了前代。据史载,北宋初年,每年的赋税收入为一千六百多万缗;中期的仁宗嘉祐时期(1056—1063)每年为三千六百八十多万缗;北宋后期,在全盛的神宗熙丰年间达六千多万缗。到了南宋时期,领土不及北宋时期的三分之二;可是在孝宗时期,每年的赋税额则竟然高达六千八百多万缗,而且还不包括一千六百多万缗的四川钱引在内。(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五一一六六)宋人林勋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宋史》卷四百二十二·林勋传)可见,南宋时期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已达到惊人的程度。     

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宋代广州城的商税在本州、本路以至全国均占有突出地位.广州是北宋中期全国商税增长较快、人均商税分摊额较高的路级官员主要办公地.广州商税的增长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皆有关联.海外贸易以及酒类等商品的运销是商税的主要来源,而政府财政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商税定额,则引导商税征收额超越经济增长,大幅度攀高.后者是一把双刃剑,具有诱导和迫使征税者为完成任务而背弃法律法规的负面作用.     

宋代的茶马贸易

冯永林在《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撰文探讨了宋代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指出:茶马贸易是宋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和购求军马的重要手段。创始于北宋神宗时期,延续到南宋未年,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论北宋熙丰变法时期的市易法(续)

(三)从“足国用、增吏禄”方面来看。 熙丰变法有否达到“足国用”的目的?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如陆佃在其《陶山集·〈神宗皇帝实录〉叙录》中说:神宗时,“储积如丘山,屋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后来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时,知枢密院事安焘也追述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是,有关理财的新法项目很多,其中市易法推行后,对北宋财政的增收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这就需要作具体研究。     

《金瓶梅》的多重义蕴

一从社会历史层面看,《金瓶梅》艺术地浓缩了明王朝的“末世”景观和社会风貌。明代从世宗嘉靖年间便开始堕入无可救治的衰败过程。如正史所载:“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1由明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末,历时近百年,其间突出的时代特征是封建政治的极度腐败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并存,以及二者交互作用所加剧的纲纪废弛、社会不公和世风淫靡。各种文献对此多有记述,《金瓶梅》则采用借宋喻明的手法,表面上敷演《水浒传》里一段北宋故事,实际上却对作者生活于其中的明代中叶后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态(而非具体历史事件)作了…     

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

秦汉以来,人口南迁的事史不绝书。到两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南迁势头。北宋神宗以前,南迁人口的数字已相当可观。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载,广州的户数,太宗太平兴国年(辖从县)主户为16,059户(客户未有数),神宗元丰年(辖七县)主户为64,796户,客户为78,465户,100年间光主户一项就增加48,737户,增长300％强。这些增加数固然含有原居户的净增,但从事理分析,无疑应以外地迁入的为主。人口南迁的路线,自唐张九龄开凿新通道以后,大庾岭·浈水线已逐渐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武水线而成为入粤的主要通衡。仁宗时曲江县人余靖《望京楼记》云,“今     

论吕东莱与江西诗派

吕本中,字居仁,号紫微,寿州(今安徽寿县)人,世称东莱先生,是“江西诗派”发展期的最著名的诗人。他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由于诗人经历了北宋末南宋初纷乱剧烈的社会动荡,其诗作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比他的前辈诗人表现得更为强烈。从现存《东莱先生诗集》20卷(计1157首)、《外集》3卷(计175首)的全部诗作来看,题材相当广泛,或记叙重大事件,或刻画人     

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论北宋的钱荒

北宋钱荒的问题,关系到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复杂问题,是研究北宋经济史、货币史的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提出一管之见,以期得到指正。 北宋钱荒形成的原因 (一)商品贸易活动频繁,货币需求量骤增,使钱币呈现不足,是钱荒形成的主要原因。 北宋商业性都市的繁荣,新兴商品贸易集散地——镇的兴起,标志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显著发展,而宋政府在全国各地遍设商税务(场)和茶、盐、酒、商税的收入超过两税的收入,则表明了北宋商品贸易的兴盛。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

宋代全国各地商税统计的帐籍,是世界商业史和城镇经济史上罕见的珍贵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宋代商税统计——特别是《宋会要》、《文献通考》有关十一世纪许多地区的商税统计,展开了认真的研究。日本加藤繁先生和我国杨德泉、左健先生的专论,尤其引人注目。     

读《安阳集编年笺注》札记

最近有机会研读了郑州大学李之亮、徐正英两位教授倾数年之功编纂的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 项目《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10月版）一书,欣喜之至,颇感这套近200万字 的煌煌巨著是一项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高质量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安阳集》,北宋韩琦著。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历仕仁宗、英 宗、神宗三朝,有“三朝宰相、两朝顾命”之美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其所著《安阳集》五十卷记录了他辉煌的人生历程,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情操,蕴涵着他 精深的思想见解,反映了北宋中期一系列重…     

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

早在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法以前,北宋已多次实行过方田均税.据目前所知,计有景祐、庆历、皇祐、嘉祐年各一次.本文拟对这四次方田均税实行的时间、领导人、内容、利弊等逐个进行考察. 赋税负担不均现象,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已普遍存在,北宋建国以后,日趋严重.《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六:“元元年七月十五日臣寮上言:税赋自五季以来,有逃亡倚阁业尽税存者.有典吏笔误年深至以簿头虚有管额者,有他处送纳误发文钞于别县未能画时尽数勾销者……”同书食货一二之一:“淳化四年(993年)三月诏:户口税赋帐     

一代冤魂——韩侂胄

元朝官修的《宋史·奸臣传》中有韩佗胄,这实乃是一冤案。 韩佗胄(1151～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市)。其祖曾韩琦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仁宗朝官至宰相。佗胄以荫入宫,作为宁宗韩皇后的叔父,他在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 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南宋王朝发生的三次重要事件都与他有关。     

苏轼与皖籍文人的交游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 ,在北宋后期主盟文坛的领袖人物。自熙宁四年 (10 71)开始 ,直到谢世 ,曾十余次履迹江淮 ,一度出知颍州。先后结识不少皖籍文人 ,对安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交游的主要人物略述如下。一、杨　杰杨杰字次公。无为军人 ,自号无为子。少有文名 ,早年与欧阳修有文字交往 (《幽谷吟上欧阳内翰》、《贺欧阳枢密》) ,因被苏轼视为同门。仁宗嘉礻右四年 (10 5 9)进士及第。尝为黄梅令(《游白云山醉题僧壁》 ,楚州教授 (《献诗赋序》)。英宗治平中曾官江西 (《庐山五笑》)。神宗元丰中官太常博士。哲宗元礻右中为礼部员外郎 ,…     

清代商税制度刍议

清代商税制度是清代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商税制度的发展和继续,其中也包含着从封建性商税过渡到近代税课的最初形式。有清一代跨越了封建社会晚期及近代社会前半期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商税制度也经历了复杂而又剧烈的变化。在清代前期(顺治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即1644——1723年)及中期(雍正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即1723——1840年),商税的基本形式是杂税和榷关税。在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即1840——1911年),除杂税与榷关税之外,又出现了厘金与新海关税。前者是封建商税的恶性膨胀,是中国封建商税中最新也是最后的形式;后者则是具备了保护性关税外壳的     

新发现的一首文天祥佚诗

福建省闽清县三都许氏,历来是县内望族.北宋神宗时,许氏九世先祖许将曾中状元,官至门下侍郎,《宋史》立有他的传.许将死后谥文定,故三都至今又名文定乡.闽清之有二十二都,即由许将中状元后始分,许将的家乡当时就被划为三都.许将之后,许家仍世代繁盛,显宦屡出.至今乡中流传多种家谱,确载其事.笔者曾获见一种《许氏家谱》,内载十五世祖许泾曾得文天祥亲笔赠诗一首,其诗题为《拟古一首送三山许君惟一》,内容如下:     

宋代的契税

宋代田宅交易征收契税.契税额宋初不统一,仁宗时按交易额每贯收四十文,北宋末每贯最高收一百文省即七十七文足,南宋初达一百文足.正税之外,有头子钱和定帖钱两种附加税,头子钱宋初每贯征八文,后逐渐增为五十六文,定帖钱初每贯征十文,后增为二十文.因契税繁重,民间交易多不投税,而以白契私自交易.南宋时期,又开征"白契税钱".随着契税的不断增加,逃税问题日益严重.     

宋太祖朝参知政事的设立及职权考论

北宋参知政事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神宗元丰改制废罢,在北宋前期,参知政事是宋朝中央政府(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由于在参知政事设立及人选问题上存在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权力配置问题,因此,宋太祖朝参知政事设立之后,其职权几经变化,与宰相分享中书权力的配属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