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贿赂罪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大多数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别。应通过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将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贿赂的行为分则化,将受贿罪主体改为国家公职人员、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设立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修改完善间接受贿罪、从立法上取消介绍贿赂罪、完善贿赂罪的定罪标准和刑事责任等,以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论职务犯罪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实现

从严惩处职务犯罪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但是,在职务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严重背离刑事政策的情况.为了克服职务犯罪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障碍:一方面,要加快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立法化,即重构贪污受贿罪的主体,扩大贪污贿赂罪的犯罪对象,修改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及贪污贿赂罪定罪数额的立法方式,完善职务犯罪刑罚制度;另一方面,推进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司法化,即严格职务犯罪定罪标准,及时查办职务犯罪、减少犯罪黑数,尽快出台职务犯罪量刑指南,多管齐下、形成处罚合力,加强执法监督.     

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在刑法理论界有“否定说”和“肯定说”。比较起来,以“肯定说”更为可取,且应进一步肯定无身份犯能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犯。在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认定时有必要承认成立受贿的片面帮助犯。关于介绍贿赂的实行行为是否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帮助行为有界限,理论界分别存在“区别说”和“同一说”,笔者认为两说都有一定合理性,但应明确介绍贿赂实行行为与受贿罪、行贿罪的帮助行为相独立,介绍贿赂罪有其存在价值,目前不宜取消,更应对通说提出的介绍贿赂实行行为做些补充以严密法网。     

商业贿赂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是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作为系统的结合作用。反商业贿赂犯罪,必须注意科学的刑事政策,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     

介绍贿赂罪司法疑难问题探究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罪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罪与非罪的鉴别,犯罪的既遂、未遂和终止的不同形态的认定,也涉及介绍贿赂罪与诈骗罪、斡旋受贿罪、受贿罪的帮助犯以及与侵占罪的区分与联系。     

试谈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惩治的刑事立法

贪污、贿赂是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 ,妨碍国家经济建设 ,腐蚀干部队伍 ,损害国家机关威信 ,污染社会风气 ,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只凭一次或几次集中打击 ,是根本铲除不掉这个社会“毒瘤”的。我们认为 ,应有必要把贪污罪与贿赂罪一同并入渎职罪 ,适当调整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幅度 ,降低起刑点 ,从严掌握贪污、贿赂罪与非罪的界限 ,提倡重刑与轻刑并举 ,增加对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罚金刑与资格刑的适用 ,最终完成司法解释与业务规范的合作 ,取得与公务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斗争的胜利     

对受贿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再思考

当下受贿罪刑事立法政策的主流观点是严密法网,但是严密法网并不必然有助于遏制犯罪,在贿赂罪多发和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中反而会导致司法不严,造成刑罚威慑力降低,诱发更多受贿案件发生.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应适当从宽,主动进行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减少入罪的行为数量,为严格司法创造条件,以有效威慑、预防犯罪.同时,对缩小犯罪圈后入刑的受贿罪应加大刑罚力度.     

公款行贿问题研究

公款行贿已成为诱使贿赂犯罪高发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刑法典中关于单位行贿罪的法律规定,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一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不确定,罪状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容不确定.另一方面,单位行贿罪的配置不合理.因此,改进<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和三百九十三条的罪状和刑的设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的六个难题

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积极意义。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适用中存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如何定罪等六个难题。这些难题使得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不多,法条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初衷相距甚远。     

关于贿赂罪中利益要件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张应准确理解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贿罪构成要件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修正为“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同时对贿赂犯罪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于完善贿赂罪的几点立法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的手段和方式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本文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物质性利益应认定为受贿,受贿罪构成中应取消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必备要件和行贿罪构成中应取消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必备要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人性贿赂应认定为受贿等观点,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介绍贿赂罪取消论

在新中国刑事立法初期 ,介绍贿赂罪便已经存在 ,但对于该罪名的存与废问题却众说纷纭 ,这种争议也影响到了刑事立法 ,在多个刑法修订文件中均取消了该罪名。实际上该罪名的存在与我国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矛盾 ,也与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 ,现行标准也无法明确划清本罪与贿赂犯罪共犯的界限 ,设立本罪还使刑法中同类行为在刑法上得到不同处理 ,最后 ,从国外刑事立法看 ,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均无此罪名。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上看 ,应当取消介绍贿赂罪的罪名 ,对其以贿赂犯罪的共犯论处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治理

为应对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国在经济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中规定了对商业贿赂的惩处。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和刑罚设置上存有不足之处。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等方面着手,严密刑事法网,宽严相济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论性贿赂罪

性贿赂犯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蔓延,它和其它贿赂犯罪一样,其实质是侵犯了国家机关的廉洁性。由于众多原因,我国刑法典没有规定,文章就性贿赂的概念、特征以及社会危害性作以论证,最后提出立法完善,希冀加强此方面刑事立法。     

唐律贿赂罪初探

<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唐统治者注重整肃吏治密不可分的。而运用刑罚手段对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的贿赂行为予以有力地打击,则是唐代吏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探析唐律中的贿赂罪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贿赂罪,是刑法理论对因进行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而构成的犯罪的统称。自夏朝始,历代法律都有惩治贿赂罪的规定。《夏书》日:“昏、墨(指贪污受贿)、贱,杀。皋陶之刑也。”李悝《法经》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受金时,则诛。”秦简《法律答问》曰:“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何论也?当迁。”汉文帝则规定,官吏坐赃者,三代不得为吏。及至唐朝,统治者为整肃吏治,严明法纪,特别注重对贿赂罪的惩罚,从法律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刑法规定的两种受贿罪之比较

惩治贿赂犯罪是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犯罪构成的几个方面出发,对刑法385条规定的公务人员受贿罪和刑法163条规定的非公务人员受贿罪进行比较分析,以利于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鉴于当前受贿犯罪的多发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针对我国在受贿罪立法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从受贿罪犯罪主体、贿赂内容、刑罚种类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议,逐步完善我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为反腐倡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在刑法中引入职前受贿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在主体要件上以国家工作人员为必要,这种立法规定使一些将要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员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情况,由于主体要件不合格而不能纳入到刑事制裁中,法律存在漏洞。西方发达国家设置了职前受贿罪对此情况进行规制,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引入职前受贿罪有助于弥补现行刑法漏洞,预防和惩处此类犯罪。     

中日受贿罪刑事立法比较浅论

历史上中国与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政治背景、社会制度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在与职权有着紧密关系的贿赂犯罪问题上,两国的刑事立法有较强的可比性。本文着重从受贿罪主体范围、客观行为特征、贿赂范围方面入手进行比较,辨其优劣,以利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周密与完善,从而达到增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维护政府威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