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历史文献版本类型与系统

自清乾隆年间(1736—1765)第一次刊布了十七世纪中叶成书的蒙文历史文献巨著《蒙古源流》以来已过二百余年.在此期间,由于热心研究蒙古历史文献的东西方诸学者的不断努力,在搜集、刊布蒙文历史文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科学成果.尤其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蒙文历史文献的刊布可以说走上了一个科学化的新阶段.自德国学者W·海西希第一次运用照相影印技术刊布蒙文史料以来,伯希和、海涅什、田清波等学者在蒙文史料学领域内所做的贡     

再版《苏布喜地》之际

《苏布喜地》系西藏古代著名历史人物贡噶坚赞（１１８２—１２５１）的优秀作品之一。“苏布喜地”一词是梵文“sub hacid┫”的蒙语译音。《苏布喜地》是在１３世纪末１４世纪初由蒙古人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１９２９年匈牙利学者利赫特在内蒙古发现藏蒙文对照手抄本,带回布达佩斯市后于１９４８年出版。此后我国研究者为索南卡拉（据称陀罗尼师索南卡拉托音是第一名藏译者）的蒙译本撰写过篇幅较长的前言和说明,并且于１９８９年以《箴言宝库》之名作为《蒙古经典丛书》的一个分册在内蒙古出版。继索南卡拉后卫拉特部札雅班…     

关于《婴报》的几点思考

光绪三十一年 ( 190 5年 )冬 ,贡王为了启发民智 ,宣扬新政 ,在崇政学堂附设报馆 ,每隔一天石印一大张 ,名曰《婴报》。刊登在《婴报》上的文章是由贡王用英文字母创造出的简易蒙文字母和拼音方法所写成的。但这种文字决不能算作蒙文 ,因此用这种文字印刷刊登的《婴报》也不能说就是蒙文报纸     

关于成德公还原并翻译的《元朝秘史》

达斡尔族学者成德公,在1917年根据叶德辉的版本,逐词逐句,用蒙文还原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手抄稿本,现在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图书馆,手抄本库G79号书。他用蒙文翻译的《元朝秘史》手抄稿本,现在收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 叶德辉版本是文廷式在光绪年间(1875—1908),从盛氏所藏顾广圻校本抄出,后归叶德辉所有并刻印的《秘史》。成德公用蒙文还原并翻译的叶德辉的《秘史》的前言包括:1、钱大昕跋;2、提要;3、跋;4、元朝秘史序;5、张穆跋等等,外加成德公自己的序言,构成“前面的序”(ypaax op)。成德公所还原的是《蒙古秘史》的正文部分,他所翻译的是《秘史》正文的每节后附有的总译部分。他用蒙文还原并翻译的特点是,逐词逐句,没有做任何文学修饰加工,保持原文的原样,体载也照样还原。     

蒙文三大历史文献述略

《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黄金史纲》被历史学家们称为蒙文三大历史文献。 《蒙古秘史》原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汉文简称《秘史》。《蒙古秘史》的汉文原本称《元朝秘史》,今据蒙文原名,仍称《蒙古秘史》为好,这既与原文一致,也符合史实。 《蒙古秘史》成书于窝阔台汗十二年,公元一二四○年。无著者姓名。这是一部古代蒙古编年史,共分十二卷(另有十五卷本,但内容相同)。一至十卷,叙述成吉思汗先世,以及他卽合罕位以后征伐全国的事蹟。续集一、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美国蒙古语族研究概况

美国关于蒙古语族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开始热烈起来。许多世界闻名的学者,如《蒙英词典》的编者莱辛教授和《鄂尔多斯蒙语词典》的编者田清波神父以及《蒙语书面语语法》的编者包培纷纷移居美国。美国本土也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蒙古语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莱辛除了研究佛学外,蒙语方面的主要成就是编篡了《蒙英词典》,国外一般评价说,这是已出版过的蒙语书面语词典中最全面、最可靠的词典。莱辛教授参考了历年来各国出版的用德文、法文、俄文、日文以及梵文、藏文、蒙文写成的词书、语法和古典文献,编篡成一部蒙语书面语、喀尔喀蒙语、英语三种文字对照的蒙英词典,这部蒙语词典不同于传统的蒙语词典排列,是以蒙语书面语的拉丁化标音体系按abc顺序排列的,词典后部附蒙文佛经用语与词证,这部词典出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还曾再版。     

信牌印牌再考释

关于沈阳故宫博物馆藏信牌、印牌考释问题,我在《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发表《信牌、印牌考释》之后,有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①,现再行考释如下。一、蒙文信牌关于蒙文信牌的内容,前已有释,不再重复,这里只想谈一下关于释文最末一行的款识问题。该牌最后署曰“天聪汗再次行文春正月”,“天聪汗”满文写作(因印刷不便,满文均以罗马字对音代之)sure han而蒙文写作cecen han,其第一字汉泽均为“聪明”,第二字均为“汗”,合在一起是“聪明汗”。那么“聪明汗”为什么要译成“天聪汗”呢?“天聪”     

文学精品的遴选民族文化的积累——从《二十世纪中国蒙文文学期刊精品大全》编辑构思谈起

《二十世纪中国蒙文文学期刊精品大全》(以下简称《精品大全》)是一部包括69种图书的大型丛书,是从20世纪几十种蒙文文学期刊中遴选出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蒙文图书编辑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化积累"活动。蒙文文学期刊,在其源起、发展的100多年历程中,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搜集、整理、保护好这些文学期刊以及文学产品,并将其传给子孙后代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重任。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的英雄史诗

<正> 蒙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们经常探讨的一个热门论题。数十年来,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各抒己见,互相启迪。在此,笔者也想鸣放一番,就教于方家。 (一)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是应首先承认《格萨(斯)尔王传》是中国藏族的英雄史诗,无论是藏文本,还是蒙文本,都发祥于藏族土地。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藏文《格萨尔》是源,是母本;蒙文《格斯尔》是流,是子本。     

马头琴源流小考

蒙语名为“毛林胡尔”的乐器,汉语名之为马头琴。马头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据蒙文《蒙古秘史》(1240年)、《黄金史纲》(1625年)记载,当成吉思汗(1155年——1227年)兴起于我国北方大草原时,蒙古族的胡尔(亦称忽兀儿、潮尔已广泛用于他们的生活、祭祀之中。《元史》中称:“奏乐者,曰虎儿赤”。著于十三世纪蒙文《十善福白史》中,记载了“胡尔赤”、“潮尔赤”等奏乐者的名称。这些胡尔、潮尔、胡尔赤(虎儿赤)、潮儿赤等蒙语名称沿袭至今。根据以上历史记载,胡尔、潮尔的产生早于元代是无疑的。早自何时呢?笔者认为早自唐代。     

对后金信牌的两点辨正

读了贵刊一九八○年五期发表的《信牌印牌再考释》,(以下简称《再考释》)还想就蒙文信牌款识译文和印牌释名依据这两点,简略地谈些看法。关于蒙文信牌正面刻文和背面诏文款识的汗号,其译音均为“车臣汗”。“车臣”汉译为聪明的意思。用“车臣”一词作为汗号的有喀尔喀蒙古土谢图部的达延汗,有喀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一句引语。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很希望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出版。1872年3、4月间,《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俄文版在彼得堡问世了。这件事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广泛议论。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德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1848—1916年)就是最早评论《资本论》的人物之一。他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的评论,是专门论述《资本论》的方法的,发表在彼得堡的《欧洲通讯》1872年5月号上。     

三娘子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妻三娘子,是明末蒙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明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后,她为保持丈夫生前建立的蒙明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她多次出现在明代汉文史籍中。奇怪的是,在蒙文史籍中却不见三娘子其人,难怪张尔田先生在他校补的《蒙古源流笺证》中,曾经做出“三娘子此书无见”的结论。汉文史籍说三娘子名“克兔哈屯”,又名“也儿克兔哈屯”。但在蒙文史籍所载俺答妻妾中,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     

荷兰蒙语、藏语学者施密特(1779—1847)

伊萨克·雅可布·施密特1779年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早年在德国基督教会学习。十九世纪初旅行俄国。1804—1806年间,到卡尔梅克人地区学习蒙语,研究佛教,搜集蒙文资料。1816—1820年期间,把基督教福音书等译为卡尔梅克文。 1824年,施密特发表了长篇科学巨著《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和西藏人民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史研究》。这一著作引起学术界普遍注意和赞扬。以后又发表论文《关于蒙文字母的创建》和其他有关蒙文方体字和伊尔罕书信的论文。1825年,施密特被聘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1831年,欧洲第一部蒙语书面语系统语法问世,编者为施密特。这部语法书被泽为拉丁文,成为欧洲来华传教士学习蒙文的基本读物。     

蒙古学学者史密德小传

伊萨克·雅可布·史密德1779年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排行第一。早年在德国基督教兄弟会学校学习。十九世纪初旅行俄国,在俄国萨列普塔基督教兄弟会任职。1804——1806年问,到卡尔梅克人地区远游,努力攻读蒙语,深入研究蒙古宗教,广泛收集蒙文手抄本。1816年,把马太福音译为卡尔梅克文,1817年又翻译基督教教义。1820年,完成了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的翻译。1824年发表了第一篇长篇科学著作《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和西藏人民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史研究》(287页),这一著作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普遍注意和赞扬。以后又发表论文《关于蒙文字母的创建》和其他有关蒙文方体字与伊尔罕书信的论文。1825年,史密德被聘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31年,史密德编写的蒙文文法问世,这是欧洲第一部蒙语书面语系统语法。这部语法书很快被译为拉丁文,成为欧洲来华教士学习蒙文的基本教科书。1835年出版了巨著《蒙德俄三种语文对照的蒙语词典》。这是欧洲最早的蒙语词典。是科瓦列夫斯基《蒙法俄词典》的主要参考资料。史密德除了蒙     

简论胡适与易卜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易卜生是被国人介绍得最多、也最受推崇的外国作家之一。当时,他的代表性剧作如《社会栋梁》(1877)、《娜拉》(1881)、《群鬼》(1881)和《国民公敌》(1882)等共有十余部被译成中文,其中仅《娜拉》一部,至少有四种译本。 就胡适来说,他虽然没有翻译很多易卜生的作品,但却是最早且又最全面系统地介绍易卜生的作     

罗布桑却丹的哲学思想

罗布桑却丹是我国近代蒙古族的一位精通多种语言勇于探索真理并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学者。 罗布桑却丹的名著《蒙古风俗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一版,蒙文版。凡以下书中引文,只标页数),不只是一部内容浩繁的文献,而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哲学及社会政治思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挖掘、分析,批判地继承其积极的思想成果,这对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很有益处的。 一、罗布桑却丹的生平与著作 罗布桑却丹,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生于清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卒年不详。 罗布桑却丹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里。他虽家境贫寒,无资入学,但自幼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终于精通蒙文,少出才名。在他十七岁(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时,作为寒门子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     

从严复译《天演论》看戊戌时代改良派的特殊性格

《天演沦》是戊戌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严复根据英人赫胥黎(1825-1895) 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他只取原著者书名的前半做自己译本的书名。如果我们拿赫胥黎的原著与这个译本详加对勘,则可以发现,两书从内容到观点都有很大区别。然而,近年来,某些研究者却往往不加分析地把《天演论》中“复案”以外的全部正文都当作是严复从赫胥黎著作中直译过来的,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对此,李泽厚同志在《论严复》一文中曾加以廓清。他指出:“严复《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