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剧了生态压力,造成了本地区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隔阂。武陵地区三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关系：土家族一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学习汉文化也较为成功;汉族则自来据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苗族在本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滞后。要而言之,影响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国家政策。     

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特点、成就和经验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思想特点、继承关系、治理成就、主要经验及失误,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文章认为,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摸索到了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规律,具有超时代、超地域、超阶级的普适性,如国家屯牧制,土官、土司制,金瓶掣签制,灾荒应急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可以在民族区域的治理中借鉴.     

外八庙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

外八庙作为我国著名的皇家寺庙群,不仅融汇了多民族建筑艺术之精华,同时也是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见证。     

藏传佛教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

西北各民簇的亲密友好关系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努力建立起来的.宋夏金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北主要少数民族吐蕃、党项、回鹘等族的传播及其对各少数民族间、各少数民族与宋朝政府间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起过重要作用.     

元代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

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范围和程度如何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以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概况,并总结了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特点和影响。     

2000年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研究综述

自新世纪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的研究,在佛教传播发展与民族文化关系、教派及经典、寺院建制、僧传人物、实地调查与文献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丰赡的成果。本文对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简要评述。     

论藏传佛教对辽宁省阜新蒙古贞地区的影响

为了解藏传佛教对辽宁阜新蒙古贞地区的影响，在一定史料、资料及当地文化现象的基础上，采用两点论的方法，对藏传佛教对蒙古贞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藏传佛教对蒙古贞地区的影响不仅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对其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认识。     

试论清王朝在西北边疆的藏传佛教政策

藏传佛教在清代西北和西藏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黄教首领往往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影响着人心的向背.有鉴于此,清王朝对藏传佛教在实行优礼藏传佛教上层首领,广建寺院、扩大寺院实力的同时,又创立了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对妨害国政、干犯法纪者严惩不贷等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恩威并举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统治效果.     

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影响

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始终保持着与清政府、西藏藏传佛教上层喇嘛的联系。清朝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取得了蒙藏民族对清政府统治的认同,藏传佛教成为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成为土尔扈特部和祖国联系的最紧密的纽带。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土尔扈特部东归重返祖国的事件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

论文在较全面勾勒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过程后,分析其在内地流传的原因,认为,除了时局纷乱导致人心思佛、汉传佛教界求取藏传佛教思想来振兴和发展汉传佛教外,藏区宗教界采取采纳内地信仰因素、积极参加具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等有益活动、积极参与内地太虚太师等领导的新式佛教教育运动等之外,积极与内地社会相适应,是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     

四川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对策研究

当前,推进四川藏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文化,如何科学保护利用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以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丰富独具特色但开发相对滞后的四川康北地区为例,通过分析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及滞后原因,提出科学推进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从寺院时空分布看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的传播

萨迦派在历史上曾是地位显赫的藏传佛教派别之一,势力不仅波及卫藏、康区、安多等广大地区,而且对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班及八思巴时期,萨迦派在安多地区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以凉州、临洮为中转站,以卓尼为传播中心,不断向周边扩展的宗教圈,直到15世纪格鲁派不断强盛时才渐渐淡出安多地区,退居四川阿坝,形成了以求吉寺为中心的萨迦宗教圈。现今,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的寺院主要集中在四川阿坝地区。     

元明清时期宁夏地区经济开发对比研究

元明清三代对宁夏地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异同,本文拟从农业、畜牧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四个方面入手,详尽地对比元明清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深入认识不同时期其经济开发的特征。     

新世纪内蒙古东部地区藏传佛教略述--基于赤峰市藏传佛教寺庙的调查

赤峰地区现正常使用和基本保护的藏传佛教寺庙有29所。赤峰市境内藏传佛教进驻历史悠久,个别寺庙可追溯至辽代。赤峰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风格大体分为3种：一种是“汉式”;一种是“西藏式”;一种是“汉藏混合式”。藏传佛教在赤峰地区影响久远,寺庙是赤峰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承传、发扬的场所,是各族信众精神寄托的圣地。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维护信众的合法权益,是赤峰市民族宗教事务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凉州是河西走廊重镇,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并发展。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党项羌人,西夏统治者信仰并重视发展佛教,并把藏传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藏传佛教对党项西夏政权影响深远。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历史渊源。其对西夏及后世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从衣单口粮制度看清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1724年,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整顿和管束,其中关于喇嘛衣单口粮的规定,就具有控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限制寺院规模的作用。虽然青海的藏传佛教寺院并没有完全受衣单口粮规定的限制,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     

论社会主义时期藏传佛教文化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

佛教传入藏区后,以其三世因果的理论建立起平等与和谐的文化理念,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弘扬,在其发展中同样凭借其文化优势登上藏族社会的政治舞台和文化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时期藏传佛教的文化地位发生了变迁,本文着重研究其文化地位变迁的根本原因,有助于认识这种变迁的必然性。     

试析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时代背景及原因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蒙古地区,先后历了两个重要的弘传时期。前弘时期藏传佛教主要在蒙古的王公贵族中传播,并未被民众广泛的认识和接纳。后弘时期在俺达汗的倡导和扶持下,藏传佛教逐渐在蒙古民众中传播,最终改变了蒙古民族传统的信仰。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前宗派时期之比较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虽然都源于印度,但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文章就前宗派时期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进行了比较,旨在帮助人们了解二者的差异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