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神范畴析略

神化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特异的学说”。北宋以后的理学家,几乎无不言神。但唯物论的神化论却主要由气一无论者张载、王廷相、王船山等于以论述发展。本文则主要探讨王船山神化论的神范畴。 王船山以继承张载自命。在他精心撰写的《张子正蒙注》一书中,按注条计,共言气(包括太虚、太和、太极和阴阳)约550处,言理约364处,言神约276处,言神实属不少。王船山育神,一如张载,有三种分指之义:一是“天之神”,二是“万物之神”,三是“心之神”。天之神即“气之神”,又称作“太虚之神”;心之神,指人的精神和精神活动;万物之神,指万物的活动和活动能力。王船山接受“天生万物”的传统看法,认为物之神和心之神都来源于天。     

国有老企业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大连市引进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的调查

国有老企业如何走出困境?大连市的做法表明,利用外资进行“嫁接”改造,是国有老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最近,我们通过对本市机械、电子、轻工、医药、建设、冶金、纺织、化工等八个局(总公司)和20多家老企业兴办的30余户“嫁接”式企业的调查分析认为,大连市引进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形式多样,效果明显,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忽视,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把引进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工作引向深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批评问题——读两篇评论李亚农同志的历史著作后的几点意见

当李亞农同志发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和“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以后,一九五四年我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消息”上著文評介。当时国內历史学者却报之以沉默,而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却把“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譯成了外文出版。最近兩年来,李亞农同志又繼續发表了“殷代社会生活”和“西周与东周”,并將过去出版的三本著作不断地加以修訂。正如他在“西周与东周”的序中說:“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在出版之后,承各方面的朋友們同志們好意地指出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因而在重版之际,都有所改正”。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說,李亞农同志把他多年辛勤鑽研的結果貢献給中国历史科学的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与治学方法

在本世纪初年,当革命派和维新派进行激烈的论战时,有一个甘于寂寞的学者却在沉思宇宙人生的问题,为哲学学说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而感到苦恼.他就是王国维.一、哲学学说的“可爱”与“可信”王国维是一个对哲学很有兴趣的人.他确实认真地钻研了哲学,然而他在三十岁时所写的《自序》中说:     

论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创新主张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反对把旧有的史书体例当成是“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主张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写史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体例上要灵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主张,并在编修方志上实践了他的创新主张。     

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

《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一名,既叫“太一”,为什么又冠土“东皇”呢?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神呢?对此,过去注家和《楚辞》的研究者,大多遵守东汉王逸的注释。但是,王注是靠不住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人民祭祀诸神时所用的歌曲;《九歌》篇题中的诸神,乃是该地群众性的信仰。可是,王逸却将“东皇太一”篇题释作:“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这里,以为太一又是东帝、把太一与东帝混淆起来;同时,又以为太一的地位高居于五帝之上。既把东皇太一一名解释为汉人观念中有从属关系的两个神,又硬把它们统一在一起,无论如何解释不通。事实上,把太一组织在五帝之上、把五帝安排在太一之     

王国维纯粹美学现新辨

新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王国维是康德和叔本华的信徒。康德追问的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时的形式特点,因为物自体本身不可知,知的只是被感性和悟性所把握的形式,所以形式具有合目的性。王氏认为康德哲学只是一种哲学之批评,没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王氏不满足康德所认为审美就在于对象的形式与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内外默契,他把康德“形式合目的性”抽换为叔本华的“意志一理念说”,重新嫁接,把“主观的合目的性”形式实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

一 从西方人眼睛望去,由物质的皮肉加上抽象的精神而构成的鲜活灵动的人,乃是天上的神在自然世界的象征。人不是神,但人又是神;神不是人,但神同时又是人。倘若我们用文化认识的方法来寻摸这种理想的本质,那么,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降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是一种“神人相合”的模式。 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转而考察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时,就会发现,中国人历来所具有的对人之形体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可是人却应该敬畏神,走向虚无飘渺却又具体感性的神性地位;凡俗世界的人无所谓美,只有神灵之美才是真实的、纯洁的。由是,中国人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成为一种“神人相殊”的模式。     

热爱乡土的歌——读肖川的塞上诗

八○年前后,当“朦胧诗”与“新的美学原则”在我国诗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把“新诗向何处去?”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尖锐摆在每一个诗作者面前,并使不少人陷入仿徨和疑惑的时候,我区青年诗人肖川,却把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宁夏这块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既有长河大漠之壮,又有江南风采之秀的土地。他写道:“今     

论孙中山的知行观

一、“知”、“行”范畴的新概括就认识对象而言,孙中山提出“知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为知之范围。”[1]他把整个宇宙作为人类认识的对象。他指出,要获得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必须通过哲学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的认识方法。他说:“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罢了。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即科学;一种是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种学问得来的。”[2]孙中山认为,科学的知识来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离不开“行”。他提出了“事实先于理论”的命题。他说…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访咸阳仙香医药保健品厂厂长史文波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访咸阳仙香医药保健品厂厂长史文波赵增，曹悦，赵伟咸阳地处八百里秦川的中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我国著名的纺织、电子城。如今保健品制造业又异军突起，为咸阳戴上了“神城”的王冠。而这王冠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便是咸阳仙香医药保健品厂...     

六十年来灵感研究述评

灵感这种人类创造性思维中最奇妙的精神现象,人们对之思考与探求了两千多年。灵感是怎样发生的?本质是什么?各学家众说不一。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三种不同学派,其观点:一是“神赐论”。认为灵感是神赐给的。在人与神交往中,由于超然之气依附于人身。并赐于人以神灵之气。灵感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迷狂说,柏拉图将灵感说只限于诗(文学、艺术)苑,把灵感完全建立在神赐的性质上。以“诗人的疯狂”“神性的着魔”这些失去理智的迷狂作为“迷狂说”的中枢,他在《伊安篇》中表达为:     

纣克东夷与牧野之战

公元前1057年初①,在我国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商周牧野之战。历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纣王在牧野之战中惨败,是因为“纣克东夷”之故。例如:《中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就说: “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当他回到王都,庆贺胜利的时候,却遭到周人的袭击”。而当“武王率领大军”“进抵牧野”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好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争俘虏匆忙武装起来,开向牧野,驱上战场”,结果,“奴隶们又群起倒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智教幼儿

我那胖小子,出生没几天,抱着时便要不停摇晃,不然就啼哭不止,露出调皮倔犟的性格端倪。果不是嘛,后来给他取名吴迪,当然或多或少含有“无敌”的谐意;但谐意毕竟是谐意,小家伙却在周岁多刚会说话的时候,当有人问起叫什么名字,就小手一举,狂妄宣称“天下无敌”。举两个他任性的例子。偶遇小家伙不愿意洗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邵雍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与神统一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不可分割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他讲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问题时,前面并没有提到“各尽所能”。是斯大林开始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联在一起的。他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公式。”斯大林科学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     

论汉代正宗神学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是一位知名人物,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放以后各家编写的哲学史,也总得将他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对董仲舒的思想评价并不是没有分歧,如六十年代时对他的自然观就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他把“天”作为最高神,是汉代神学的典型形态;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他的自然观中,是有非“神”论的部分,如所谓“天之道”就被解释为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与书为伴

50岁退休,一种老之将至的悲哀突然袭上心头,一种被人冷落的感觉也油然而生。然而,良好的阅读习惯救助了我,当我捧起书报时这些不快的心态就顿然释去。 赫胥黎说过:“每个知道读书方法的人,都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他自己放大,丰富他的生活方式,使他的一生内容充实,富有意义,而且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