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治理中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必须以非正式规则为本源,尊重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达成的共识才能发挥效力,正式规则将对非正式规则起到进一步固化作用,这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兼容的内在逻辑。当前行政性行业协会治理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协会中私人产权主体间非正式谈判机制的日渐形成与协会“自治权”缺失这一正式规则发生根本冲突,以及协会长期以来累积的工作习惯和传统作风这些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非正式规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国家变革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以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为例

从制度主义角度看,国家的制度变革涉及到正式制度(规则)的改革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变迁。然而正式制度的重新设计,受制于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与非正式制度产生各种不协调甚至冲突。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家变革中,经济自由化政策与传统的"民众主义"非正式规则发生了冲突,政治民主化政策促使传统"地方庇护主义"非正式规则不断强化。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并最终引发了国家危机的产生。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助与创新意愿

企业发展离不开创新研发活动,驱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需要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共同发力.已有研究从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缺乏相应路径的深入研究.为此,文章以2013—2018年沪深A股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引入中观视角下的政府补助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意愿的作用路径,并讨论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此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意愿;政府补助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混合所有制程度可以正向调节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之间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文章还得出:政府补助在企业当期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混合所有制程度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意愿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国企借助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创新发展和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弥合——以食品标签制度为例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调研,论述食品标签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边界与关系的总体呈现。显性的正式制度和隐性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非正式制度可能向正式制度转化,前提是非正式制度必须充分基于本土文化特征。二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某一种关系存在,而是复杂关系的总体呈现。一方面,正式制度排斥了非正式制度,挤压了非正式制度实践的空间,冲击了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实践保护了小规模生产者,维系了地方性知识,构建了不同于主流制度信任的其他信任体系,弥补了正式制度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期待。     

社会交往“潜规则”对腐败形成的影响及其破解

潜规则既不同于作为正式规则的成文的法律法规,也不同于不成文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它是交易双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进行变通得来的、负面的、隐形的规则.社会交往中的潜规则主要有:社会交往中亲疏有别,讲关系;公私不分,讲究人情交换的风气泛化到公权力领域;注重情理,不看重规则.这些潜规则消解了对法律的信仰,促进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潜规则作为规则,要靠正式规则来破解,要发挥正式规则的力量,使潜规则失灵.同时,潜规则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要靠公民文化、廉政文化和法治文化来取代.因此,可以考虑双管齐下,同时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着力,设计破解社会交往潜规则及其消极影响之道.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入世后,民营经济将成为中国市场竞争中的主体经济,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却非常严峻,面临着制度障碍有二:一是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规则)不健全,从外部阻碍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二是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规则)变迁严重滞后,从内部干扰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加速渐进式改革,健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增进非正式制度变迁,协调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使之相适应,消除制度障碍,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农地抵押的多元约束机制看农地抵押立法?

从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法不仅仅是指国家制定的法律，还包括广泛存在的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组织规范、社会习惯，以及自我行为方式等其它规范。农地抵押除了受国家法律和政策这一正式规则约束外，还受农地的自然禀赋条件、农村社会的人情约束机制，以及农民的恋土情结所导致的自我行为约束等非正式约束条件的影响。这些约束机制很少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农地抵押的实际发生。因此，我国农地抵押立法的态度是：制订系统的农地抵押正式规则，同时给农地抵押的非正式约束条件留下足够的适用空间。     

中国金融法律规则供给机制混乱状态的反思

"一事一法"先粗后细"及"应急式"的规则供给模式造成了我国金融法则体系的混乱状态,从而导致中国的金融法则供给机制违背了规则供给原理中的基本哲学,产生了上位法不若下位法、后法不若前法及同位法相互排斥等奇怪现象.金融法治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金融法则供给的混乱正在侵蚀我们的理想家园.因此,正视这种现象,注重我国社会的客观情况,注重金融立法的国际化趋势,是我国金融立法走向坦途的关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其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表明中国-东盟间的地区化开始由非正式化的"不受指引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过程"所主导的形式转向正式的依靠规则约束的制度化的形式,其理念和实践密切了双边的经济政治关系,并对东亚(10+3)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硬规则时代的数据自由与隐私边界

人类社会正从软规则时代走向硬规则时代,其推动力量源于数据和算法。数据主义是21世纪的新宗教,数据自由是硬规则运行的前提。数据主义以产业发展与人类便利等“善”为由,呼吁数据自由与分享经济,但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不加控制的数据自由流动带来了严重的隐私安全隐患。隐私是人格尊严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组织、道德伦理、法律问责机制的基石,规制数据权力与算法权力,保护隐私已变得刻不容缓。通过公法路径,以数据主权与数据监管对算法权力进行规制,通过私法路径,设置新型权利实现以权利稀释权力。构建适应硬规则时代的软规则体系,强化数据权力主体的自律与数据权利主体的自治,构建与硬规则相适应的软规则体系,守护好隐私边界。     

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及当代价值

权威问题一直是人类关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不能缺少的,它根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权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人类在实践中对社会规律的发现和总结.科学的权威观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是社会规律的表征,是人民的意愿.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秩序、规则与预期

秩序是人的心智模式可以识别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规则状态,它具有成本的节约性、可控性和可预期性等特征。由于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市场经济秩序运行只能接近理想状态。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时,不仅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更要重视道德、风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型构。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生命价值评估：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比较研究

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了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二者的关系。在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的差异反映出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损失规避效应等一般的经济理论,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特征、政治体制问题和特殊的社会构成方式等。实证分析结果表明：WTP与WTA二者出现差距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社会分层与收入差距均相关。     

和谐：一种新的正义视野

智慧的大自然不仅化生了万物,而且蕴涵着调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奇妙法则———和谐正义法则,为人类处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启迪。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作为正义全新视野的和谐是万有存在的共赢选择,是万有存在各得其所的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而不是某一类或某几类“优等存在”的“专利”。既然是和谐正义,就必须以和谐法则、运用和谐手段、经由和谐路径通达和谐正义。平等、平衡和共赢构成有机联系的和谐正义三原则。和谐正义法则蕴涵的和谐精神,既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因而,敬畏万有存在的互动秩序,弘扬和谐正义,构筑万有存在共同的和谐基础,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安身立命问题。     

社会生态理论系统下老年人健康维护的社会支持模型构建

利用对河北省城乡老年人健康问题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现状及对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对老年人躯体和心理健康有影响,客观的支持网络的构建、家庭支持、社区卫生服务对老年人躯体健康影响尤为显著,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及国家给予的卫生保障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维护具有重要意义,但老年人整体健康的维护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不能单独起作用,故以社会生态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老年人健康维护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构建模型。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政治哲学意蕴

"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的政治哲学构想.这一构想既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和所有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必然结果,又是对人类未来财产权存在方式、表达形式与存在意义的政治哲学表达.在本文看来,重建个人所有权是真正实现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结果回归人本身的社会历史方式."重建个人所有制"既会改变人类的生产关系逻辑,更会变革政治权利表达的方式和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使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得以真正解决."重建个人所有制"既是实现分配正义从物性逻辑转向人性逻辑的哲学方式,更是人以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建构丰满人性的政治方式.所以,诠释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政治意蕴,既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有利于推进我们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