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但是女性流动人口的比例却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在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特征,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出发,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序引导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不仅要加快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综合素质,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北京市流动人口最新状况与分析

本文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研究认为: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吉林省流动人口就业和居住情况研究

了解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3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吉林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就业稳定性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本次流入原因等因素影响。主要居住方式为租住私房,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动范围、流入时间和职业等。     

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研究

我国拥有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大部分在城市第二、三产业中就业,其就业质量情况不佳,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工作环境差、劳动权益保护不到位等.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GHM模型,在演化博弈视角下分析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激励的关系,发现对于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制度保护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佛山市南海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验证.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共享成为"十三五"时期重要发展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已由倒逼转向托底、托底转向共享,共享社会将在社会理念、社会政策、社会资源、经济发展四个方面重新构建,并对共享社会认同感内涵和四大体系进行了阐述.基于农村流动人口现实数据,从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内在吸引力和外在吸引力两条路径进行论述: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流动人口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等外在吸引力增加;另一方面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消化内在吸引力,在满足农村流动人口帕累托改进基础上,实现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目标.最后根据前面分析结论,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提出了三方面政策建议.     

“长吉图”地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吉林省人口计生委和吉林大学成立联合课题组,在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三地进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流入人口信息采集调查"。该调查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收入与支出状况、计生服务需求状况、参与社会保险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状况进行了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因素对就业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对策。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加,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将长期存在。流动人口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篱,为就业增加了竞争力,为城市增加了活力,为现代化增添了动力,也有力地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服务方式转变。然而,绝大部分流动的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流动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完全覆盖每年近2亿的流动人口。由于一些流动人口缺乏基本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此可能会引发一些治安问题和不安定因素。所以,建立有效的流动人口保障机制,是"以人为本"精神和社会公正的最好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一个治本之策。本文简要分析了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以及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

本文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进城后流动劳动力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另外,本文也探讨了在京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居住条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就业流动人口的单位分布及其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分析——基于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

本文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12月对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果,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分布与就业身份构成角度,对就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私有性质单位就业的流动人口,是所有就业流动人口主力军,但其社会保险的参与水平明显偏低.且不同的就业身份,其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与状况存在一定差别.而在公有性质单位或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在外资性质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水平处于高位.     

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的实证检验

目前,年轻流动人口代际特征的界定已得到学界的很多关注。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已有的"二代流动人口"界定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作为"二代流动人口"的界定标准,出生地信息是不适合的,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段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问题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外,体现了"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等生活、工作方式代际传承特征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年轻流动人口的意愿、观念等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建议为准确地界定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特征,需要流动史专项调查数据的支持;在不具备流动史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第一次外出流动年龄和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特征作为年轻流动人口的代际界定标准。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律分析

准确地把握流动人口规模、结构和流向等方面的规律,对于加强人口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等都是极其重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本文针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规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日趋扩大且分布呈集聚性。流动人口中男性数量多于女性,以年轻人为主,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方向主要以简单劳动为主。务工经商、随迁家属和投亲靠友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切实改善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现状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亿人。若按国家人口计生委2008年的调查推算,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01亿人。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就业,他们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为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重视和关注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     

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背景下,流动人口在健康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本文立足社会因果论的结构性视角,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首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并以二分类概率单位回归模型(BPR)和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对流动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Ⅳ)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以得出稳健结果。计量结果显示以教育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对其健康结果亦有显著正效应,健康素养越高者,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慢性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小,由此在统计上验证了健康素养是理解社会结构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在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关政策因素对于流动人口中的两个核心群体(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的差异化因果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教育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维度的本地健康档案建制对于农民工与流动白领的健康素养呈现出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验证了强化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对减少其流动经历中的健康损耗以及提高其健康水平的作用;同时刻画出上述机制在流动人口的两个核心群体间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