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

吐蕃时期藏族的先民们就与其地域相毗连的汉族地区、吐谷浑以及新疆的于阗等兄弟民族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而与之相邻的印度、尼泊尔及波斯和吐蕃亦有着广泛的联系。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原因,吐蕃与汉地的往来,更为密切和频繁,双方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尤为突出。佛教作为文化传入吐蕃,给这个正充满勃勃生机呈上升的奴隶制社会带来了文明的曙光,而作为北传大乘佛教的汉地佛教,在汉族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滋长时期,于隋唐进入其繁荣阶段。汉地佛教传入吐蕃,历经了初传、发展、兴盛、衰退等过程。它作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浅谈佛教在吐蕃社会早期历史中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吐蕃社会早期佛教的传入所遇到的种种阻碍,特别是在＂前弘期＂,苯教对外来宗教佛教的抵制,来探讨得到王室支持的佛教是如何一步步在藏区站稳脚跟,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特别是在早期作为吐蕃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历代赞普,在大力扶持佛教的同时,也在与代表贵族利益的苯教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史也是吐蕃社会皇权的发展史。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

朗达玛①继任时②,吐蕃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积重难返,尤其是宗教问题更为突出,它直接威胁到吐蕃政权的根基。因此,朗达玛遣散了僧迦集团,关闭了寺庙,终止了僧侣的寄生生活,但对佛教本身未加限制。由此,招来了杀身之祸,吐蕃政权也随之解体。吐蕃政权解体后,社会上出现了宗教派别纷争的混乱局面,朗达玛的后人益希奥等人担起了整顿与复兴佛教的任务,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以早期史书、敦煌文献、伏藏、木简、碑刻铭文为研究依据,从新的视角,历史客观地分析,再现当时吐蕃社会的真实情况。     

略论辛饶米沃形象及其演变

通过分析三类历史文献即吐蕃苯教文献、佛教后弘期文献、苯教后弘期文献有关辛饶米沃的记载,提出历史上辛饶米沃形象及其演变过程:佛教后弘期文献所载吐蕃早期"辛氏之子"很可能即为辛饶米沃原型。其作为一个原始苯教总结者或改良者,以普通祭司身份出现在部分吐蕃苯教仪式性文献中。同时,为了应对外来佛教及吐蕃王室的指责,部分吐蕃苯教文献塑造了其原始苯教习俗改革者的形象;苯教后弘期开始之后,因为受到后弘期佛教迅速发展的外部刺激和影响,苯教徒开始选择"辛饶米沃"作为后弘期苯教教祖,并主要参考释迦牟尼形象再次对其进行塑造和神话,完成了辛饶米沃形象的佛教化。     

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

《宋史·吐蕃传》记载唃厮啰政权的宗教是"尊释氏"。由于史料的缺乏,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或者认为受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史料、资料的梳理,比较了吐蕃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影响,认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发展进程中汉传佛教仍然在传播;同时在河湟吐蕃部落中佛教徒使用的语言是藏语,因此可将河湟地区的佛教归为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     

佛教对吐蕃王朝政权体制的影响——兼论吐蕃王朝前、后期政权形态的变化

文章就佛教与吐蕃政权制度的演变关系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在吐蕃王朝政权体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中 ,佛教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

汉、藏两地佛教的关系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唐蕃时期,汉传佛教向吐蕃传播,对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两地佛教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明、清及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东向发展,在内地蔚然成风。三个发展阶段的关系模式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讲,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关于都兰热水吐蕃佛寺遗址及周边墓地的几个问题

青海都兰、乌兰地区的吐蕃佛教遗址、遗物年代很可能是在779年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赞普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国教，大力弘佛，是吐蕃统治下的青海吐谷浑王国地区的佛教遗迹、遗物产生的原因。藏文史籍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所建寺庙隆塘卓玛庙(klong thang sgron ma temple)和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 temple)则不可能在青海吐谷浑地区，都兰热水北岸塔基也并非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青海都兰血渭6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现在还不能确定，而2018血渭1号墓墓主人身份应该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国的某位吐谷浑小王。都兰热水等地的吐蕃墓葬可能受到象雄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些吐蕃葬俗应是由来自象雄地区某个家族的成员传入都兰热水地区。     

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

由于受历史等因素影响,西夏和吐蕃关系密切,党项人在内迁前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有自己的僧人,党项与吐蕃僧人时常交往。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加紧对外扩张,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对河西实行近百年的统治,吐蕃崇佛政策对本民族和役属部落都有很大影响,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受朗达玛灭佛影响,佛教在藏区沉寂了近百年时间,但在河西地区依然兴盛,毁佛事件未波及到此地。10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起,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不同教派陆续形成。这时内迁党项部族也日益强大,11世纪初建立西夏国,双方僧人、佛事交流频繁,西夏境内有大量不同教派吐蕃僧人活动。西夏效仿中原和吐蕃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任帝师、国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译释和校勘等工作,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都有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很大发展。     

也谈藏传佛教后宏期

近读谢佐同志的《佛教在西藏的“前宏期”和“后宏期”》一文,很受启发,特别是所论“后宏期”一节,多发藏传佛教研究者所未发。本文试图在谢文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述。 842年,朗达玛被害,吐蕃王朝崩溃了,吐蕃的佛教文化进入了衰微与分化的时期。由于吐蕃主要地区佛教的沦亡,使得安多与阿里地区的佛教以独特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吐蕃的边远地区,佛教不再那样正统了,而是开始与本教的巫术、密宗怛特罗融为一体。     

略论墀松德赞时期的重要措施及其对吐蕃社会的影响

墀松德赞是藏族历史上一位有名的赞普,在许多藏文史籍中均称其为松赞干布之后吐蕃政权的“第二名王”。实际上,这些评价多半是出于墀松德赞倡行佛教事业的“功绩”。我们从墀松德赞时的内外政策和吐蕃的社会状况来看,在他统治的四十三年间(755年至797年),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吐蕃奴隶制的统治制度,加重了对本部和属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对外扩张战争进一步升级,从而使吐蕃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唐朝的河西、陇右、剑南等地长期处于战乱和吐蕃奴隶主阶级的掠夺和控制之下。因此,墀松德赞时期是吐蕃政权以及整个吐蕃奴隶制社会由强盛走上衰落的过渡时期,对藏族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在西藏的“前宏期”和“后宏期”

所谓佛教“前宏期”和“后宏期”,系专指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而言。“前宏期”指公元七世纪初叶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以前期间的佛教(即由佛教在吐蕃本部初传,几经周折,到吐蕃赞普达玛灭佛);“后宏期”一般指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再兴时期,史家一般认为从公元978年伊始。“前宏”和“后宏”的提     

藏传佛教“六道轮回”思想论析

自公元七世纪佛教正式从印度和汉地传入吐蕃后 ,经过漫长而又激烈的碰撞与整合 ,形成了藏传佛教并彻底融入藏文化 ,成为影响藏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其中“六道轮回”思想在整个藏族社会中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的心理认同 ,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本文拟从“六道轮回”思想的哲学根基入手 ,论析其因果关系及对藏民族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