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与左翼电影

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上海的诞生、发展与辉煌,是中国百年电影史上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作为革命话语的左翼电影与充满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融为一体,并被上海大众欣然接受,革命话语甚至构成了上海文化景观中最流行、最时尚、最前卫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实,这一现象的产生正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复杂因素纠结、博弈的结果,这里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既有对立也有折中,既有固守也有融合.上海文化正是以它开放、多元、兼容、大众、商业的独特气质赋予左翼电影合理存在的基础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大众性赋予它生命底色,在上海文化氛围中左翼电影以清新、真实、生动的气息和现代与传统、强健与进取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艺海弄潮儿与革命旁观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京剧文化生态及其原因初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众多复杂文化现象.其中,大上海京剧作为最成功的文化娱乐产业成为艺海弄潮儿的同时却又与时代思潮若即若离,成了革命旁观者,是众多复杂文化现象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它既与上海的城市开放、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也与京剧艺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审美壁垒有关,时代思潮、消费市场、艺术形式既使它走上繁荣,也有效地阻止了它被革命风潮所改造,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下,这一艺术国粹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试谈鲁迅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贡献

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对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定居上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影小组,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领导下,曾在上海开展了颇有成就的左翼电影运动。当时,由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成立的“艺术剧社”,第一次喊出了建立中国的“普罗电影”的口号。在艺术剧社左翼文艺工作者涉足电影文化领域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关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鲁迅从广州     

革命·国民·本土--左翼戏剧大众化理论的再思考

大众化是中国左翼戏剧运动中所提出的最重要,讨论也最广泛的理论问题.它在戏剧与大众关系的向度上,有着独特的精神动力、主体诉求和现实归趋,并在其极端化倡导和原创性实践中显露出先锋姿态.     

调准焦距拍回归——香港华语电影一瞥

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是世界电影事业发达地区之一。1896年,即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香港就有了商业电影的放映活动,1901年香港建立了第一家电影院——喜来园,1909年香港拍出了第一部故事片《瓦盆伸冤》,迄今已有87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香港摄制的华东语电影达8000部之多。香港华语电影不仅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母体电影文化的一种延伸、补充和拓展。香港华语电影以其鲜明的商业色彩取胜,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营销策略和管理方式:它的选材角度与视听语言,它的制作、发行及宣传方式,它的明星制度与迎合观众的心态,无不以商业赢利为目的。正是由于香港华语电影的这些特点,使它能够在     

论消费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公平问题

消费社会的商业和文化逻辑推动中国电影专注于符号价值的生产,形成了新的美学形态和营销理念。在大众媒介帮助下,围绕电影的符号消费,一个个具有独特气质的排他性文化团体建立了起来。符号价值冲击着中国电影的大众属性,造成了电影文化生态的失衡,影响了中国电影的文化公平。现实主义电影以内容为王,提供共通的体验,是一个有效的解决策略。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武侠电影世界中的美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武侠电影在这百年中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近百年来老百姓最喜爱的电影类型之一,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中国最具特色、发展最为成熟、最具竞争优势的商业电影类型。本文试图探讨中国武侠电影的内在美学特征和美学思想,认清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这对未来武侠电影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论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国家”话语问题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左翼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东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下,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特殊的民族心理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东北作家群体裹挟着家仇国恨的激愤,他们富有情绪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稍显稚嫩但却深切而真实,形成一种"国家话语"的另类书写模式。正是这种"另类"模式吹响了国家话语书写的时代号角,不仅对同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自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电视大众文化释义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却与延安文艺以来的“大众文艺”大相径庭,既不是大众的文化,也不是文化的大众化,而是与西方“文化工业”同质的商业文化。电视大众文化正是这种商业文化与大众传媒、技术传播共同制造的“神话”。     

怀旧电影与上海文化身份的重构

怀旧电影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与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形象相比,怀旧电影中的老上海淡化了政治色彩,被赋予国际化、消费化和世俗化特征。怀旧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为当代上海形成国际化的目标身份和日常消费文化,制造出一种上海想像,与上海的文化建设构成互动共谋的关系,影响了当下上海的文化走向。     

论夏衍电影的宣传策略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建立不仅依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与话语的表述方式,即宣传艺术紧密相联。本文从传播学视角考察归纳夏衍在其革命电影创作中呈现出的宣传策略:双重话语叙述模式,营造真实性的宣传方式以及大众化的编码技巧。这些传播技巧由于具有典型性,考察它的成败得失不仅可以全面理解宣传对中国革命电影表述方式的制约与影响,而且有助于对革命电影与宣传之间的血肉关系进行学理的认知。     

试论英汉电影片名翻译的文本特征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大众和媒体传播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其它翻译,电影片名本身肩负着文化和商品的双重使命,因此,它具有简约特征、审美特征、文化特征和商业特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这些独特特征方能翻译出准确本色且脍炙人口的译名。     

儒学与宗教道德内涵的冲突与统一

宗教与儒学做为意识形态,都属文化现象,但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儒学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二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明显冲突。它们在道德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而其矛盾与冲突恰恰也来自于最基本的道德主张,正是在道德内涵的对立统一中,儒学与宗教得以共生共长,融合发展。     

当代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个共同研究课题组为例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近年开展了关于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践及表象的人类学研究。“革命”是诠释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最核心概念之一 ,它包括始于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 1949年建国以后的 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 ,更是一个文化系统。革命的理念生成了新话语和新制度 ,同时以服饰、礼仪等形式被表象着 ,并被人们所实践着。新制度和新话语与传统之间有断裂 ,也有连续性。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现在 ,革命的记忆、诸制度被不断地重构。通过采用田野调查、问卷调研、文本分析、个人生活史研究等方法 ,21个研究个案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三个崭新的主题和框架 : (1)宣传、言说、服饰、电影中的革命表象 ;(2)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礼仪的重构 ;(3)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     

左翼文学的“应然性”与语言张力(1930-1937)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话语中，反帝反封建和阶级革命的语义学成分随处可见。左翼文艺界有效地将文学创作、文化运动与革命/政治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革命/政治语言的有机融合，跨越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革命/政治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不仅带来了一场文学的历史性变革，还令左翼文学话语能够在他者那里汲取到更多的力量和真理。在左翼作家的笔下，流氓无产者、罢工工人、暴动农民和抗日士兵的对话交谈创造了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话语天地，他们往往以看似恶毒的骂语宣告自己的政治立场、反抗态度和破坏本能。无论是从民间交往、市井对话还是从工农俗语、士兵詈骂中，左翼作家总是能领悟到劳苦大众反抗剥削压迫和求索民间正义的强烈诉求，尤其是急切要求改变现状、摆脱现存秩序的心声，这些应然性因素是他们能够持续对革命想象过程加以叙述的重要原因。     

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之路向选择:以《觉醒年代》为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在国家话语体系下进行创作,聚焦中国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与事件,以传承与弘扬革命文化精神为依归,并发挥正能量引领作用的历史正剧.《觉醒年代》作为庆祝建党百年优秀电视剧展播的精品之作,以创造性的艺术建构手法展示了我国革命年代的社会境况,多层次地刻画了为国奋斗的探路人群像,向当代大众传递着优秀的革命精神....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电影的主流化与主流电影的大众化:文化、美学与限度

主流电影是一个内涵丰富、驳杂的术语,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折中但又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理想电影形态。它在中国电影语境中的萌芽、显形、发展的复杂过程,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由多种意识形态诉求共谋的结果。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环境中,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都在各自的场域中,呈现出不同路径的主流化趋势: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商业化。而它们的共同实质则是大众化趋势。主流影片是丰富多元的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也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传统文化、青年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主流化或大众化,营造了多元化的主流电影文化格局,并呈现出一系列主流性的艺术、美学及文化表征。     

左翼电影的阶级性及其伦理模式——《母性之光》(1933)再读解

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由卜万苍根据田汉原作编导的《母性之光》,即被当时的评论视为伦理片和革命剧。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左翼电影:影片对正反面形象的妆容造型选择和内在命名思路,体现了由阶级性延展而来的左翼电影的面相学和姓名学逻辑;对人物情感关系的设置和表达,在巩固左翼电影革命伦理模式的同时,又完成了对人性的遮蔽。同时,影片大比例的歌舞元素配置再次证明,左翼电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对所谓先进理念的传导宣传,而首先是时代和市场化产物。从中国电影文化的社会维度上看,左翼电影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穿越时空,直抵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