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论清末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之误

晚清政府欲从改革官制入手推动立宪,结果官制改革遭遇了来自官僚群体的强大阻力,在最高统治者慈禧立场转变之后,官制改革无可避免地走向龙头蛇尾的结局.虽有改变,但根本未动,效果有限,非但不能廓清积弊,反使积弊愈积愈多,愈演愈烈.龙头蛇尾的官制改革重挫晚清政府的统治威信,使其立宪之路更加艰难,自救的机会更为渺茫.清末立宪首先应做的不是改革官制,而是开议院,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改革的力量.立宪从官制入手,无议院为助力,官制难改,立宪难行;立宪从开议院入手,先有议院,则官制可改,立宪可行.     

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期,面对王朝将倾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企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重新集权的目的。匆忙的官制改革削弱了国家调控能力,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国家汲取能力,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降低了国家合法化能力,谘议局的产生解构了国家强制能力,从这四个变量的观察可以梳理出新政改革在推行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中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     

论陶成章在辛亥革命宣传中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的陶成章,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宣传活动.他揭露、鞭挞清政府的腐朽卖国统治,戳穿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倡导反清革命;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国人危机存亡意识;播扬爱国主义,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讴歌革命志士的英雄壮举,激励现实斗争;宣传进化论,唤起人们奋发图强的民族进取的意识,为民主革命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政治学分析

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决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政治发展的危机论角度观察,清末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参与危机;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清末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功能;从政治衰败的角度观察,清末的政治衰败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以“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为例

"普韦布洛"号危机是美朝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美国试图以外交施压辅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危机,朝鲜也相应地进行了全民战争动员。随后,双方决定通过秘密谈判讨论危机的解决方式。谈判中,约翰逊政府先后采取了"先放人、后调查"、"有条件致歉"和"另签"策略,但朝鲜坚决要求对方"无条件致歉"。最后,美国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朝鲜接受了新的"有条件致歉"方案,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从本案例可以看出,以谈判解决国际危机的基本原则如下:抑制诉诸武力或采取过激措施的冲动;适时地发出谈判呼吁或接受对方的谈判建议;在讨价还价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设定有节制的、现实的谈判目标。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传统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的清末立宪之难

晚清政府自1905年开始在立宪改革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次转型实验。本文从政治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角度，通过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存在着突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而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契机。然而，清末立宪缺乏相应的支持结构：（1）合法性流失与政治纽带脱节；（2）财政改革与中央汲取能力丧失；（3）军事格局失衡与军事政治的兴起；（4）政治-经济-社会精英转化阻滞；（5）政府与革命团体之间零和博弈倾向。清末立宪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