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文学鉴赏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藉“知音”一词比喻文学鉴赏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领神会，探讨文学鉴赏的问题，《知音》篇是刘勰关于文学鉴赏的一篇专论。《知音》篇对文学鉴赏作出的创造性的探索，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所不能诠解的，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诗文鉴赏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历代作家的创作和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时，对知文之难有切实的体会；在《知音》篇中用大半的篇幅论述文学鉴赏之难，并从“知实难逢”和“音实难知”两方面来分析原因，提出了文学鉴赏必备的素质和基础，说明文情难鉴，乃千古恒一。     

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文学鉴赏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藉“知音”一词比喻文学鉴赏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领神会,探讨文学鉴赏的问题,《知音》篇是刘勰关于文学鉴赏的一篇专论。《知音》篇对文学鉴赏作出的创造性的探索,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所不能诠解的,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诗文鉴赏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历代作家的创作和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时,对知文之难有切实的体会;在《知音》篇中用大半的篇幅论述文学鉴赏之难,并从“知实难逢”和“音实难知”两方面来分析原因,提出了文学鉴赏必备的素质和基础,说明文情难鉴,乃千古恒一。     

古典诗歌鉴赏卮言

<正>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的开头即喟然慨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古其一乎?”——这意思是说:要正确无误地鉴赏一部或一篇文学作品是多么困难呵!鉴赏既难于深入微奥,契合作者的殷殷苦心,真正能正确鉴赏的行家也就自然难得碰到;要碰上能正确鉴赏的行家,一千年大概只有个把吧?刘勰是从音乐史上的一则著名典故立论来阐明他的鉴赏见解的.他的看法当然有些夸张.钟子期固然是俞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的最高明的鉴赏者、知情人,但钟子期一亡,俞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的想法和作法却未免过于偏狭,而由此推导知音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文学批评鉴赏理论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被视为文艺批评鉴赏理论中的体验论的典范,故而对“知音”一词及其理论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古文论其它范畴,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及文化思想。本文在详细分析和论述了《知音》篇的基础上,提出对“知音”一词的新见解。      

知音：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是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批评和接受理论,若以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视角进行观照,则“知 音”批评也是以读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批评理论;但“知音”批评较之早期接受美学过分强调读者创造性解读的作用,更具辨证 眼光。它将文本看成是作者与读者超越时空对话的产物,在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不忽略作者和文本。     

《文心雕龙&#183;辨骚》“奇正转换”论——《文心雕龙&#183;辨骚》“奇正华实”说补论

文章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的“奇正华实”说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加以补论。其一，补充介绍齐梁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状况，由此考察孙子《兵法》在当时产生的文学影响，以及《兵法》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其二，在上一个层次的基础上，补充说明并论证“奇正转换”论是对作为艺术张力控制论的“奇正华实”说的补充。其三，刘勰引兵入文的“奇正”思想的影响。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总目录(总第43—46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支克坚 (4 - 1)……………………………………………………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　驰 (4 - 6 )………………………………………………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程金城 (4 - 10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张　进 (4 - 15 )………………………………………………………………·文学艺术研究《文心雕龙·知音》篇“音实难知”解 墨　白 (1- 1)……………………………………………     

刘勰“六观”论剖析

刘勰“六观”论剖析顾农《文心雕龙·序志》云：“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可知这是一组专论①，其中《知音》一篇尤为重要，因为这里明确捉比了所谓“六观”，显然带有某种纲领的性质。可垦这个“六观”在《文心雕龙》全书中...     

《文心雕龙·知音》篇理论性质辨析

“龙学”界目前对《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理论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批评论,有的认为是鉴赏论,也有的认为既是批评论,又是鉴赏论。本文通过对以上三种观点的辨析阐明刘勰的《知音》篇实际上是以融批评与鉴赏于一炉为显著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作为特定的论述对象的,故而《知音》篇的理论性质应该表述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论     

知音新论

关于知音的论述颇多,但多止于对这一美学思想本身的褒贬,而缺乏对其深层意味的挖掘。而传统意义上知音的涵义也仅停留在知作者之音而非知作品之音的层面,这对于文学研究是有很大局限的。况且,知音这一美学思想还可以从文学接受的领域向文学创作的领域延伸。因此,本文想以此为契机,力图对知音作一些新的评价与阐释。     

关于法院判决“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执行难”是困扰我国民事执行领域的顽疾。我国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尚未制定颁布。由于法院领导体制、执行机制、当事人法律意识及执行立法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导致“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应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执行体制,确立人民法院应有地位,加强对当事人的法制教育,以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难题。     

前《蜀道难》探讨

“前《蜀道难》”是对李白《蜀道难》以前的萧纲、刘孝威、阴铿、张文琮等诗人的古乐府旧题之作的统称。李白的《蜀道难》成就和影响最大,但前《蜀道难》也各有特色。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展现了蜀道之艰险难行,同时还以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整、简洁、平实与谐和的语言风貌,在内容角度、情感表达、句法音韵等方面共同为李白《蜀道难》的继承创新奠定了基础。前《蜀道难》,其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交通大学确立的“知行”校训，与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有直接联系。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强调科学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论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并以此推动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步伐。校训“知行”二字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大学精神，是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推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仍需要把握好知行关系，继续传承“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作者建议“知行”校训字体恢复取自孙中山的亲笔题字。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浅议古文献中的"敢"字可以训"能"

一般情况下,“敢”和“能”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强调主观上的积极性,后者着眼于客观上的可能性。但是,在古代文献上,有些“敢”字却不表示主观上的积极性,而是强调客观上的可能性,意义和用法与“能”字相当。“敢”字的这种用法不见于迄今为止出版的古汉语虚词词典,故有讨论的必要。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

本文通过对王梵志诗和寒山诗及部分唐诗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了”、“着”、“得”3个虚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人说法之不足。     

印度古代哲学中的“一”与“多”

＂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有的否定惟一的＂一＂,肯定＂多＂,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