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书写范式的调整与更新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往往伴随着书写范式的调整与更新。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通史的书写范式挣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羁绊而作了调整;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及其以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人造范式",呈示出的新异功能,正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由于现代文学通史书写范式能否创新取决于治史主体,故而要求治史者具备综合的创造能力。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和实践,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推动力。"现代性"、"启蒙"、"民间"、"悖论与补偿"、"民国机制"等文学史观,对于还原、整合近百年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演进,各有其独特的贡献。不过,百年文学史的整合,必须处理承续与断裂、现代与传统、本土与海外、大陆与港澳台的关系,这是既有文学史观和文学史书写所遭遇的难题。"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观念,为重新解读近百年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理论的历史感、包     

中国近代早期女性文学史初探——以梁乙真为中心

本文以梁乙真的女性文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早期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特点及其时代意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两部文学史具有较为为完整的结构叙述体系,而它们都基于"史料主义"进行叙述.虽然存在一些问题,梁乙真将女性的文学行为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遗产.     

“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性与未完成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障碍基本扫除,"五四"文学的启蒙性、世界性、现实性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较好地处理了"立人"与"立国"、"自律"与"他律"关系,被誉为现代文学史重写范本。当代文学史方面,审美与民间、个体性与一体化、共和国与新中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几组关键词。90年代后期,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论争公开化,文学史研究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场域,审美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是其三个主要维度。文学史是经验事实与价值意义的结合体,不管何种叙述方式,都应葆有它的鲜活性和在场性。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张颐武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     

回眸"重写文学史"讨论

<上海文论>于1988年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之后,波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回顾这次大讨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0)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期,第二阶段(1991-1995)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化期,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反思期.     

文学写作:主客观互见中的历史叙写与人文呈现——读《当代北京文学》的价值认知和相关思考

文学理论界从不缺乏"写史"的向往与激情.当1988年<上海文论>明确开启了一场影响比较深广的"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活动时,很多人都认为,真是到了以新的精神价值判断标准来对过往文学史重新评价一番的时候了.一般而言,作为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始终存在着主客观结合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客观地记录、叙写历史;一方面是要掘析、总结历,史,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神审美价值,并且在这样两者相互的结合中谋求获得社会最大程度的认知与认可.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言论辑要

一年多来,我国文学界正就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很多同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是思想活跃、成果丰硕、新人辈出的领域。原来的禁区被打破了,许多被歧视、被排斥的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原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不能满足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新时期的要求,必须重写,而且应当快些重写。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面临的是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

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美国奥斯卡奖而重被世人关注的小说原作者王度庐,具有沦陷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通俗作家的身份.这三种身份形成的不同线索既有区别又有交叉,从而产生了错综复杂的阐释迷局,致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处于缺失状态.通过解析王度庐这一个案,或许有助于充分估价中国学术传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深化当下有关文学史的讨论,推进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工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地理学转向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的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动能已经被耗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到了一个需要继续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对支撑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和“纯文学”两个中心观念及其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应该质疑和反思.如果能够跳出线性时间思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许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得到破解的灵感.     

"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与悖谬性--文学史批评的解释学导论

随着对追求编史工作客观性传统的重视,"文学史"的释义循环与悖谬性特征得以揭示.正是文学史的循环性决定了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悖谬性;也决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必要性.     

访谈录: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近年来,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西方哲学史成为一种时尚.您如何看待这种时尚?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