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仁之方”新解

《论语·雍也》“仁之方”新解杨普罗《论语·雍也》有段孔子谈为仁之方的话，是在与子贡论仁时讲的。全文是：“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谈谈孔子的伦理思想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热烈讨论,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却具有新的意义。在我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需回答的问题。本文仅就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孔子伦理思想,作一点肤浅的剖析。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 “爱人”与“复礼”的统一 孔子把“仁”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仁”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他对“仁”作了种种解释,其中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爱人”,一是“复礼”。“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伦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同上)所谓“爱人”是指对人要宽厚、同情,推己及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谈《论语》的人本思想

《论语》的人本思想体现在:第一,《论语》的核心是“仁”,“仁”所体现的是爱人。在当时爱人是指多数人,“爱众”是也。第二,爱人的内容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第三,体现在行政观念上即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和轻赋税、慎刑罚、举贤人及以人为本不事鬼神的人本思想的延伸。     

《论语·里仁》篇“我未见好仁者”章浅释

对《论语.里仁》篇中“我未见好仁者”这一章,学者的理解不是很不一致,其解释也有许多差异。在参考了多家注释之后,认为本章的章旨在于:仁之境界难至,但为仁之方易行。孔子慨叹世人不知为仁之方,所以未见用其力于仁之人。实际上为仁之方,主要在己心之好恶。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则其心已至于仁矣。也就是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真心能好仁恶不仁,心志于仁,则用其力于仁没有力不足的。世人以力不足为由而不行仁,实际上是误认为仁在心外,要借外力才能求仁,不知道仁体本在己心之好恶。     

孔子“仁”学中的人道观念

孔子“仁”学可以浓缩为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本质是爱人,核心是忠恕之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道观念,这反映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修养和教育思想的三个方面:用教育来塑造君子人格,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以更好地参与政治,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孔子的社会理想.“仁”学思想因为其人道特质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也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存在不足之处.     

试论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人注目的重要问题。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即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适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便是孔子未曾明言的人性观。     

“忠恕”之道作为心理换位的合理意义

“忠恕”之道作为心理换位的合理意义王奇，孙迎光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就要“爱人”。而“爱人”的关键是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孔子“为仁由己”之“己”梳辨?

从《论语》的整体思想语境中看,孔子“为仁由己”的道德学命题中的“己”不仅是“复礼为仁”的承担者,且内在地蕴含着“复礼为仁”的条件。“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就是“己”之力量发动和“己”之人性本质自我塑造的过程。以“己”为基础,依“己”在“为仁”之路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为仁”之路的道德实践进程,是由一“身”之“己”出发,经“人”之“己”的洗礼,终至于“仁”之“己”大境的过程。     

儒家之“仁”的意象诠释——仁道的本体论建构

“仁”是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内核,含义丰富而深刻。其虽复杂而多变,然亦整体而系统。不同视角,或有不同发现。以“易”观之,仁即是易道,不外“意-象-言”。仁之义,有浑全、有流行、有本体。或象之以春气,或状之以流水,其实,不过“生生”二字,此即仁之浑全。及其开显,则有流行三变：仁-义-礼。仁者,意也,仁之体;义者,象也,仁之道;礼者,言也,仁之事。三态流转,循环往复。其卷而藏者,方以智,超言绝象;其展而现者,行以勇,神妙莫测;其中而枢者,性以仁,寂然不动。故仁之本体,亦有三性：仁、智、勇。以上三者,即仁论之总纲,诠释之理路。由此,哲学之诠释便是大道之流转,真我之主宰。此以“意-象-言”这一本源为思维脉络、结构原理而展开的诠释,便是“意象诠释”。同构同源是其体,同构相推乃其用,中道圆融实其质。故曰其神圆,其道中,其构同。     

孔子“仁”的思想与普世伦理构建

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由"爱人"到"泛爱众"。要求在普世伦理建立过程中,各国要把对自己国家的爱扩大到爱其他民族和国家;"忠恕"是实现"仁"的途径,具体要求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各国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孔子"仁"的思想为普世伦理的建立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从东汉以前婆媳关系看刘兰芝的被休——《孔雀东南飞》悲剧原因新探

我们发现，从西周到东汉封建宗法制从产生就一直不断加强，在家庭中“姑”（婆婆）的地位日趋强权化，而“妇”（儿媳）的地位目趋卑弱化，致使婆媳之间地位悬殊，这也就使“妇”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姑”的手中。这样，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产生的文化背景的追溯性考察，发现刘兰芝的被休就是焦母为了维护和显示她的家庭特权，而使勤劳贤慧但不懂曲意逢迎的刘兰芝被休弃，这正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对年轻妇女的戗害。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往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政府应重新恢复“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从《荆棘鸟》的症候探寻考琳·麦卡洛创作的心路历程

考琳·麦卡洛是一位擅长心理描写的作家。作为女性作家，她尤其对女性的情感及心理活动有着深刻的感悟。文章试图通过文学症候式分析方法，对考琳．麦卡洛《荆棘鸟》中隐藏的种种症候进行分析推理，并深入探究其创作心路历程。小说中描写的每一桩婚姻都不是十分幸福完美，人们的情感生活也很不同于常人。尤其是克利里家的七个小伙子无一例外地都不喜欢女人，并认为结婚成家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书中的母女关系也很特别，梅吉和妈妈以及梅吉和女儿朱丝婷的关系淡漠客气多于亲密无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实中的爱情都不尽如人意，而神父拉尔夫和梅吉之间没有结果的爱情却无比完美，令人神往，但这样完美的爱情最终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完美爱情的结晶—戴恩在希腊执行神圣的使命时，因救几住溺水的女人而献出了自己性命，回到了他热爱的上帝的怀抱中。如果深入了解考琳．麦卡洛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之后，对考琳．麦卡洛为何这样处理《荆棘鸟》里的人物情感，为何这样安排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就会十分理解了。同时也知道了如何更好地解读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如何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     

自然披髪——唐代女冠谢自然传奇考索

在唐代的入道女冠之中,曾有唐人吟咏其"升仙"、籍贯果州南充县的谢自然,可说是非常闻名的一位。追究相关的文字,分属于二个"体系":一是《太平广记》所引《集仙录》,一是沈汾《续仙传》。前者出自贞元十年在任刺史李坚之作,后者则有可能将别一女冠焦静真之传杂入,因而出现系时不合的情况。至于韩愈的创作主旨,后人漫加揣测,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世上既无御风驾云的神仙,凡能亲耳闻、亲目睹者,自然事涉愚弄。对于"真相"的揭示,类似欺诈的假设未必没有道理。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仍是美好的愿望成为主导。不论宋、元、明,相关"胜迹"几乎遍布于乡里的山陵,百姓们更愿意将之视作真正的神灵,而将地方的祭祀、供奉维持得更为长久。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接受

柳永由于在气质、际遇上与宋玉的遇合,在创作中大量地接受宋玉《九辩》及其它作品,将＂悲秋＂意象用于词体,把词自《花间》以来的＂春女善怀＂主题带向了＂秋士易感＂的题材,扩展了词境;也因为他自身在艺术气质上与宋玉的契合,在艺术手法上也从宋玉赋中汲取了种种变化,并大量用于慢词长调的创作之中,扩大了词体。     

珍贵的史料，博恰的赏评——查为仁的《莲坡诗话》评析

《莲坡诗话》为天津诗人查为仁撰,收入丁福保辑《清诗话》,内容甚为丰富,述人品诗,清词丽句,言简意赅,博雅允恰,实乃清《诗话》之翘楚。它以随笔体形式,记述了天津诗人与上流社会名士的大量文事活动,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料价值。在诗文赏评中,渗透着自己独特的诗歌审美观、价值观,反对诗坛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风气,主张“独出性灵”,倡导独创精神,推尊清新自然、不假雕饰的诗风,取向“淡而弥永”的审美境界。     

“半部《论语》治天下”——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论语》中的“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诲人不倦，善竭其才”、“修己安人，君子人格”、“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尚中贵和，一以贯之”诸方面，集中体现出修身为政之道。在研读《论语》时，应心存敬畏之心，读其书知其为人，力求融会贯通，善于吸取其精华而无求备于一书一人。研读《论语》，对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对确立高校办学理念，领悟高教管理之道，必有助益。     

略谈汉语人名读写的两个原则

中国人对于名字比较讲究,并很重视,叫错或写错别人的名字,不仅会闹成笑话,而且也显示出对于姓名本人的不尊重。正确读写人名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名从主人”,即按照主人的意愿读写;二是定由规范,即按照国家的相关规范以及计算机标准化处理技术来正确读写。